如果要列出一个最有知名度的晚清商人榜单，我认为胡雪岩、盛宣怀与张謇这三位，是可以进入三甲的。胡雪岩（1823—1885）的史料记载并不丰富，但由于小说与电视剧《红顶商人》的渲染，胡氏之名已经家喻户晓；盛宣怀（1844—1916）则以“大买办”的盛名被写入主流近代史；张謇（1853年—1926年），“状元实业家”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
这三个大商人，都是江浙人，生活的时代也大体上重合，但他们的人生轨迹与商业理念又大异其趣，由此留给历史与后人的形象与意义自然也各不相同。我们回过头去打量他们的人生，会发现这三个人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商人境界。
胡雪岩虽然现在几乎已成了“红顶商人”的代名词，但他在三人之中其实是出身最寒微的，幼年时家贫，以帮人放牛为生，及长，经人推荐，在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价真货实的屌丝一枚。但他有江湖人的义气，也有赌徒的勇气，当然，也很有运气，结识了落魄的官宦子弟王有龄，并挪用钱庄的五百两银子资助他晋京。王有龄后来官至浙江巡抚，在他照顾下，胡雪岩也从钱庄学徒变成钱庄老板，不但其钱庄分号“几遍各行省”，还涉足生丝、茶叶贸易，“与外洋互市”，赚了个盆满钵溢。王有龄还给胡保荐了一个知县的头衔，这就是“红顶商人”一说的原由。王有龄死后，胡雪岩因为适时地给接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送上十万石军粮，又得到左的青睐与庇护，后来经左宗棠保举，获布政使官衔，加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一时风头无两。但胡雪岩的确切身份，应该说还是一名“民营企业家”，只是在晚清那个社会，经商离不开权力的眷顾，所以需要捐顶官帽子，这样才可以更方便地搭建官场人脉。
民营企业家胡雪岩
真正的“红顶商人”其实非盛宣怀莫属。盛宣怀出生于官宦世家，办理洋务出身。当胡雪岩在金融市场与生丝贸易市场呼风唤雨的时候，盛宣怀则在李鸿章的权力羽翼下，参与组建轮船招商局，并任招商局会办（相当于副总经理）；主持办理湖北煤铁矿务；创办天津电报局，并任电报局总办（相当于公司总经理）。到光绪二十二年，五十二岁的盛宣怀已经掌控了整个大清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产业，并获授太常寺少卿官衔（正四品）和专折奏事权。如果说胡雪岩是一名有着官员虚衔的私营企业主，盛宣怀便是“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官方代理人。盛宣怀之志，也不是当一名纯粹的商人，而是做官，做大官。后来他经四处活动，上下打点，花了一大笔贿金，终于当上邮传部尚书。
官商、国企代理人盛宣怀
但若论出身，张謇比胡雪岩与盛宣怀都“正”，他是甲午年恩科考试的状元，当过清贵的翰林院修撰；若论人脉，张氏也不差于胡盛二人，帝师翁同龢是他的恩师，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官场大佬都与他有交情，江苏巡抚程德全更是跟他过从甚密。但张謇却无意于官场，而是选择“下海”办理实业，走上经商之路。在办实业的过程中，也应该承认，张謇的官场人脉必定为他带来了不言自明的便利，然而，张謇显然比胡雪岩、盛宣怀更有商人的身份自觉与独立诉求，他愿意运用他的人脉资源，但那是用来为商人阶层谋取更独立的地位、更大的权利和更多的利益。他创办大生纱厂时，原本打算完全商办，但由于劝股受挫，“入股者仅畸零小数”，不得以，只好引入官股，但股东们又对“官商合办”疑虑重重，张謇告诉他们：“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果然，因为有张謇在，纱厂“名虽为官商合办，一切厂务官中并未参与”。张謇也是最早提出设立商会的倡议者之一，因为他认为官应还权于商，希望以商会分官府之权。
大绅商张謇
而在胡雪岩与盛宣怀身上，我们看不到商人的独立性，我们只看到商人对官场的臣服与逢迎、权力对商业的睥睨和干预。胡雪岩的发迹，是因为先后结交到封疆大吏王有龄与左宗棠，得到权力的眷顾；而盛宣怀长袖善舞的本事，大概胡雪岩也要自叹不如：每创办一个洋务企业，盛氏“皆有虚股若干以馈鸿章，故鸿章倚之若左右手”；又通过天津商人王某穿针引线，结纳权监李莲英，自称为“门下弟子”，“莲英喜过望”，多次在慈禧面前称赞盛宣怀忠心耿耿。
然而，当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官场权力紧紧捆绑在一起时，固然可以收割权力的超级红利，但他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因为一旦官场重新洗牌，他们的路也就到头了。根据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曾仕强《胡雪岩的启示》的说法，李鸿章为了斗倒左宗棠，授意盛宣怀先搞垮作为左系人马的胡雪岩，盛于是通过制造挤兑风潮，致使胡家的钱庄相继破产，进而整个胡氏商业帝国在雪崩效应下完全崩溃，在左宗棠去世后，还被朝廷抄了家。盛宣怀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当上邮传部尚书后，因谋划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资政院因此要求将他“明正典刑”，最后清廷虽然没有杀他，只将他革职，但他再不敢在北京呆下去了，逃亡日本。
站在晚清这个“历史的拐弯处”，胡雪岩与盛宣怀显然只是随波逐流者。张謇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具有胡、盛并不具备的社会关怀与政治自觉。也所以，我们看到，胡与盛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只能停留在慈善捐献的层次，张謇则自觉地致力于推动彼时国家的经济自由、社会自治与宪政转型。张謇不会标榜“我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但他从实业赚来的利润都投入于教育、慈善、公益，二十多年来，他的公益捐献“凡二百五十七八万，仍负债六十万有奇”；他也不会躲于租界抨击别人“不爱国”，而是实实在在经营家乡南通的自治，“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之求助”；在清末轰轰烈烈的国家立宪运动中，张謇也是一名积极的推动者与参与者。
同样都是晚清的商人，但张謇的境界是胡雪岩与盛宣怀难以企及的。毫无疑问，时代需要的不是胡雪岩与盛宣怀，而是张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