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顺义区“光爱”流浪儿童学校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晨练。中国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和新型流浪儿童急需系统救助办法。
流浪儿童不只是贵州，甚至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流浪儿童问题都会凸显出来。遽然出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资源配置不均衡，必然导致流浪儿童大规模出现：在农民和他们的后代看来，即使是城市里最落魄的生活，也比乡村的生活更值得眷恋。
背井离乡的父辈，是车间和工厂之间居无定所的“成年的流浪者”；他们留在故乡的子女、“留守儿童”中的一部分成为新一代的流浪儿。在他们看来，流浪是比留守更好的生活。
城市寄宿者
接近九成的流浪儿童来自农村，接近六成的流浪儿童依靠捡垃圾为生，缺少最基本的生存安全保障。
为什么流浪？
这一次问夏雨这个问题的，是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电筒的刺眼光晕落在夏雨潮湿脏乱的脚边。
很多人问过夏雨，夏雨也问过街头新出现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没有家，或者家里的生活还不如流浪，又或者只是因为父母打了自己一顿。这些都是答案，但又没有一个答案能回答他关于流浪的问题。从一个垃圾桶到另一个垃圾桶，从一处霓虹灯到另一处霓虹灯，已经四年过去。后来这话题就慢慢没人谈起了。
夏雨是在潮湿与黑暗的墙角里醒来的。一群大人围在四周，问了他几个问题以后，说要把他送回家。昏黄街灯下，这个头发像野草一样漫过眼睛的少年，在脏兮兮的被子中坐直身体：“这里就是我家。”
这是一个由砖头、废纸板、塑料布、发黄棉絮和腐烂水果堆积而成的窝棚，狭小得像一口小小的棺材。4年的街头流浪，夜晚，夏雨睡在这里。白天，他在洪南路水果市场打工，搬运整箱的水果与饼干，每天赚20块钱。
你父母呢？
14岁的夏雨没有父母，没有户籍，头顶上遮蔽风雨的帆布也破了星星点点的窟窿。这个城市最为年幼的寄宿者，却努力维持着基本的生存与尊严。今年刚入冬，他请求隔壁卖零食的老奶奶，为他在窝棚里安了个10瓦的小灯泡。
那一抹明黄色让夏雨感觉温暖，“辛苦，但好歹是个能睡觉的窝”。
11月27日晚，夏雨却被几个警察从窝棚带走了。最初，这个少年不愿离开并尝试逃跑。后来，他知道了背后的原因所在——毕节五个孩子在垃圾箱里的死亡，让整座城市尴尬且疼痛，一场流浪儿童搜救运动由此开始。
人们也突然发觉，这片深藏于贵州西北乌蒙山区的土地，静悄悄生存着数量众多、无人知晓的流浪儿童。
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曾对贵阳市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在其调查的500余名流浪儿童中，来自毕节的流浪儿童有189人，占总数的37.6%。
一份来自贵阳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统计则显示，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该中心共救助流浪未成年人791人次，来自毕节地区最多，接近30%。
贵阳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副主任余洋介绍，毕节是整个贵州最大的流浪儿童输出地——每三个流浪的孩子，就有一个来自毕节。这些孩子大多由乡村流出，进入毕节及贵阳市区，再如涓涓细流般涌入东部的繁华城市。
有的孩子甚至会像候鸟一般，在冬天有意识地前往昆明、广州等比较温暖的地方过冬。
长达半年的调研中，余丹与同学每日游走在车站、商场、桥洞、废弃楼宇，与这些被抛弃在街头的孩子们交流。调查显示，接近九成的流浪儿童来自农村，接近六成的流浪儿童依靠捡垃圾为生，缺少最基本的生存安全保障。
全国到底有多少夏雨这样的流浪儿童，并无确切数据。最近的数字来自于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根据当年全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以及几个典型城市流浪儿童与流动人口的比例规律，推算出全国流浪儿童大约有100万。
由于缺乏有效救助，他们游离于社会边缘，生活在成人世界的暴力之下，被迫逐渐融入城市的阴暗面，有46%的流浪儿童曾被教唆犯罪。其中80%有盗窃、抢夺等违法行为，45%的儿童常年以违法行为为生，74.4%的儿童在流浪两个月后就会出现违法行为。
11月28日，夏雨被送进毕节七星关区福利院。随后一周，福利院陆续接收了十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又迅速由其亲属接回。人们寄希望于回乡之后的孩子，能够告别破损与失落，重启人生并安稳成长。
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从被遗忘的境遇里打捞后，夏雨重又陷入被搁置与悬空的困境：母亲10多年前就已离开，父亲则于4年前获罪入狱，无人能够领走这个甚至尚未落户的私生子。
夏雨只能继续停留在福利院里。他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小棚屋：“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觉得大人们也不知道。”
广东深圳，几个流浪儿童在街头打牌消磨时间。偶尔还会看到他们和成年流浪者在一起。
父亲也是流浪者
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流浪4年了，夏雨已不记得父亲夏美华的模样。他并不记恨那个永远佝偻着腰、皱着眉头的父亲：“他只是想着赚钱，最后成了我一样的可怜虫。”
1998年，夏雨出生在毕节海子街镇鸭子塘乡。出生伊始，贫穷就给父子俩打上了耻辱的烙印：母亲还没等领到结婚证，也尚未等到孩子满月，就独自逃离了这个山高坡陡、土地荒芜的破败乡村。
靠讨“百家奶”，夏雨长到4岁。2002年，父亲卖掉了靠树干支撑着的残破土屋，带着儿子来到了毕节市区。彼时，毕节兴起了煤矿开采的浪潮，2万多个小煤矿吸引了大批农民弃田而来。
父亲成了一家私人煤矿的司机，终日奔波在深山煤矿与遥远城市之间。两三个月回一次家。自懂事起，夏雨就是在孤独中长大。他在5岁就学会了做饭、洗衣，以及如何在10平米的出租屋里独自玩耍。
那时父亲一个月能挣一千来块钱。两年后，夏雨被送进了城里的一家私立学校，每学期学费要500元。每次父亲掏出学费给儿子，总会加一句话：“要读书，老婆才不会跑。”
父亲的愿望没有实现。一次车祸让父亲摔坏了右臂，无法再扳动方向盘，也击毁了他仅存的信念和尊严。
父亲开始酗酒，用竹条殴打儿子，整日在城市游荡。一个成年流浪汉的形象，父亲像是在预演夏雨的生活。偶尔回家，丢下几百块钱，旋即消失不见。夏雨也没有再去读书。
挨饿时，他学会了捡垃圾，并熟练记住了玻璃瓶、废纸、塑料的分类方法与价格。
数年间，父子俩就像这个城市里的陌路人。直到2008年，下雨才得知，爸爸跟人混，卖白粉，被抓了
夏雨在出租屋里待了半年，直到交不起房租，房东停了水电。10岁的他卖掉了电视、锅及所有家当，揣着几百块钱，从此流浪在毕节街头。
贫穷，也是研究者余丹反复触碰的一个关键词。他发现，作为贵州最大流浪儿童输出地的毕节，同样也是全省人口最多、经济与教育最落后的地区。
根据贵州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毕节地区共有常住人口653万人，0至14岁人口为202万人，均高居全省之首。而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扶贫标准，毕节仍还有贫困人口250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21.76%。
毕节地区11.26%的文盲率，也同样是全省最高。
管理者余洋也认为，因贫穷而产生的无力与无知，是儿童被忽视乃至虐待的直接原因。无论是在田头劳作，或是在城市打工，这些负担沉重的父母丧失了照料子女的能力及意识，最终使缺乏约束的孩子步入混乱街头。
余丹在调查中也发现，毕节2010年外出务工人员达到150万人，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2012年11月21日，贵阳街头的流浪儿童。
流浪中的温暖
夏雨曾发烧到40度，是四五个小伙伴每天给他送饭，到街头讨钱，背着他去看病。
流浪两年后，夏雨选择在洪山路落脚，搭起了窝棚。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可以和街边闹市的流浪儿童交朋友；第二，不远处有所永红学校，他可以和这所私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交朋友。夏雨很不愿将流浪与“心酸”、“悲惨”完全画上等号。很多时候，流浪就像一场奇幻之旅，“在街上，才觉得自由。我喜欢吃街上的饭”。
夏雨曾发烧到40度，是4、5个小伙伴每天给他送饭，到街头讨钱，背着他去看病。他们也曾结成联盟，保护一个60岁的老爷爷免受欺负。老爷爷则将讨来的饭菜作为回馈。
伙伴们也会积攒一笔钱，坐6个小时的车到威宁，去看群鸟齐飞的草海。
街头是这群流浪少年最好的课堂，夏雨慢慢窥见了世界的规则与暖冷。在银行、酒店、商场，意味着被驱逐与歧视；而洪山路每个月拿低保、靠卖零食为生的老奶奶，却给了他最厚实和干净的两床被子。
水果市场里老实心软的商贩，则给了他工作的机会，“还会偷偷往我包里多塞钱”。
夏雨甚至发现：随着毕节市区越来越繁华，流浪儿童也随之增多，“因为打工的人多了，不管孩子的父母多了，可以讨钱的地方也多了”。
少年们还学会了区分贫贱与表达愤怒。夏雨的朋友坤龙，喜欢在街头向过往车辆讨钱。三轮车、板车，他一般都不拦。有一次，他拦住一辆奔驰车，车主鄙夷地丢下一块钱，吐了口唾沫。坤龙用这一块钱买了盒炮仗，点燃塞进了奔驰车的排气管里。
同样，夏雨也曾遭遇残酷现实。2010年9月，他与2个伙伴被一个盗窃团伙抓住，送进了一栋废弃的楼里。胸前刻着文身的年轻人拿着刀，勒令三个孩子跟着偷电线。
夏雨摇头，左手、左胸、右背被砍了三刀。另一个13岁的伙伴，则被砍了七十多刀，流出来的血，染红了满地五颜六色的电线。
如今，三处伤口一到变天，就会隐隐作痛。
从事儿童救助工作十多年，最让余洋担心的，是这些孩子流浪太久，对家乡产生了恐惧与排斥，并用层层谎言包裹自己——
16岁的小馨，因为恐惧养父母的殴打，短短一年里，8次进入救助保护中心；
11岁的彭子净，不愿回家，编造了十多个家庭住址、父母姓名以及身世故事；
13岁的刘文，用一根筷子撬开了救助保护中心的锁，并从4层楼上跳了下去……
余洋和他的同事们，一年有三百天在外地接送流浪儿童。因为孩子甚至会跳火车逃跑，每次火车一靠站，他都要紧紧拽住孩子的手。
那时余洋听着火车的轰鸣，感到难过：“他们为什么这么讨厌回家乡？因为家乡让他们失望。
送儿子去乞讨
河南、贵州的不少家长将年幼的孩子出租给人乞讨。
流浪儿童不只是贵州，甚至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流浪儿童问题凸显出来。学术界的共识是：短时间内遽然出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资源配置不均衡，必然导致流浪儿童大规模出现。一个城市里的“美好新世界”的想象，出现在遥远毕节的落后农村里，即使是城市里最落魄的生活，也比乡村的生活更值得眷恋。
于是，一些偏远的农村，父母甚至从小就会教授孩子乞讨的技艺。这源于农村长久的饥饿与恐惧。
和夏雨同样在毕节市区流浪的14岁的郭成，正是被父亲送出家门的。驼背的父亲终日劳作，种下的玉米、土豆却无法养活家中五口人。最终，父亲卖掉了家里仅存的一百多斤土豆，将205块的路费塞到了孩子手中，“孩子出门好歹有个活路”。
郭成出生在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发达村。多年来，贫瘠的土地让这里深陷泥沼：人均年收入仅1700元，为省级二类贫困村。
据发达村村主任罗贵亮回忆，近10年来，毕节日益加剧的城乡贫富差异，让发达村的人选择了加速逃离。发达村有1196人，如今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外打工。
罗贵亮说，如今的发达村是个失落的所在，四分之一的土地撂荒，20年来也只出了两个大学生。人们心中所想只有赚钱，摆脱困境，沉重的负担让父母无心关心孩子的教育。
送儿子去流浪，并非贵州一地的现象，据媒体报道，2011年2月份，河南省太康县张集乡的一位成年人带着同乡的7名儿童在海南三亚乞讨时被公安机关送至救助站。由于家里穷，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家长们将孩子以月薪一千多元钱的价格将孩子租给了“杂技团”的人，“杂技团”的人又带着孩子们到处乞讨。
太康县任庄村有村民曾向当地媒体表示，该村周边的几个村庄，不少孩子的家长都将年幼的孩子出租过。任庄村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耳鼻舌都被人残忍地剪残被迫上街乞讨。邻村宋庄一个8岁的男孩被孟堂村的“杂技团”老板带走后“被打掉了四颗牙，手指也被打断”。
2012年10月31日，中科院发布《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中国的城市化主要开始于改革开放后，当时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9.8%。由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城乡公共服务不能均等，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而其中最高昂和危险的代价就是2000万高考黑户和2000万留守儿童。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教授陈映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到过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社会养老系统还没有建设全面，自立自洽的个体、契约式的家庭关系以及自治互助的社会组织系统还没有形成。因为城市化的发展，而将我们既有的家庭纽带撕裂，将成员间相互依存的家族团体抛弃，这不是民族和社会可以承受的。”
这一次5名流浪儿童的意外死亡，让夏雨回到了由铁栅栏、铁窗封锁起来的毕节七星关区福利院。夏雨每天最大的消遣，是在单杠上一圈圈地旋转。
夏雨跟南方周末记者提起刚走进福利院的院子时眼前的景象：五六个小孩正在嬉戏打闹，孩子们的脸上、手上、头发上沾满灰尘，还有一个瘫痪的小孩，衣服和被子上沾着许多粪便，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当时他就决定，一定要离开这里。尽管他并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