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莫言于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学奖得主一起参加2012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上领奖。在随后举行的诺贝尔文学讲座中,莫言称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今后还将继续讲他的故事。
莫言，一个讲故事的人（来源：网络图片）
莫言的成功，是文学艺术的胜利，却是社会文化的失败
从来文章憎命达、自古才命两相妨。这就像一个邪恶的“蛊”，几千年附在文人的身上。今年中国最火的文人自然是莫言，不知道他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成为一个幸福的文人。至少这几日，身为一个作家，“万里赴瑞典，关山度若飞，报纸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一时风光，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我个人不喜欢莫言的小说，觉得他的小说透着一股山东大蒜味，冲而古怪，而我大蒜过敏。但我的太太挺喜欢他的作品，觉得那些文字神经叨叨的，特别酷。而且她在农村住过，对高粱地里的东西特有亲近感。那些骡子啊，牛啊，怪胎啊，性饥渴的老农啊，一片片的庄家啊，她都有记忆原型。不管多少人不喜欢莫言，莫言都是成功的，因为他的文字确实感染到了很多人，比如我的太太。文艺的评价标准，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人被感染，能够做到这一点，不管别人怎么诽谤，都是有生命力的作品。莫言有自己的受众，所以他虚构的文字世界是相当成功的。至于这个成功到了哪个程度，是不是一代宗师，或者当地政府所说的山东第二个圣人，这还值得商榷，很可能成为一个冷笑话。 莫言书中有句话我挺喜欢：“在年生里，我们因无知荒唐而美丽。”
对于某些人来说，文化是精神春药而不是精神食粮（来源：天涯社区）
实事求是的讲， 如今热捧莫言的人，百分之九十八不懂文学，百分之九十九不懂莫言。大多数人都是来看热闹的。因此，网友最关心的是莫言领奖时穿燕尾服还是穿唐装，房子是小别墅还是三室一厅。 至于《檀香刑》好不好，他既然得了诺贝尔那就只好说“好”了。还有很多人守着电视机，想看中国人去瑞典“升国旗”，这样与有荣焉，实在无言以对。这种“群氓”心态窃以为鲁迅刻画得最深刻，现在也并不过时。对于一个作家，大家不去谈文学本身，而去谈国家伟大成就，去谈奖金在北京五环可以买多大的房，这一点确实非常讽刺。 莫言很清醒也很无奈。于是他拼命强调：这是文学的胜利，这是个人的胜利，这不是国家的胜利。 但茶前饭后，没看过他作品的人们还是一遍又一遍的算，莫言赚了多少钱？哪一级的领导会接见他？
所以还是从文学角度谈一谈吧。虽然我不是他那一流派的拥趸，但只要是讨论文学，莫言也好其他文人也罢，总会高兴一点。
莫言的作品缘何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作品为什么能得奖，因为他是差不多中国第一批用西方手法描写东方农村的人，这也是大导演张艺谋国际上得宠的原因与玩法。这种西式手法对于东方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视觉冲击，文艺理论上叫陌生化处理。所有的艺术其实都是一种组合，音乐是声音的组合，美术是色彩的组合，文学就是语言的组合，组合得够不够档次。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让人被感染的同时觉得耳目一新，也就是俗称的创新。所以莫言的陌生化处理，魔幻现实主义的引进，确实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当然这种处理自然也有生晦一面，几乎不可能符合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口味，老百姓更喜欢金庸，孩子更喜欢郭敬明。所以莫言的作品在中国卖得不算火，也注定不火。但在西方却受到了一定的欢迎。莫言作品里大量愚昧无知的中国乡下人可爱可怜，又有取之不尽的奇特乡俗和夸张离奇的人物心理，也有些悲天悯人的普世价值，西方人都是感兴趣的。这种既符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又同时满足了对东方的神秘想象的文艺。总是能得到外国人的青睐，就像我们也喜欢看非洲人讲打狮子，猎人头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种取巧型的伟大胜利，他这种中西合璧的写作似乎就是冲着西方评委来的。 做为魔幻现实主义门徒，莫言在中国算很成功，下一个成功者，很有可能是作家残雪。但山寨毕竟是山寨，魔幻现实主义已经有马尔克斯了，莫言算不上开门立派，所以莫言算是有成就者，应该还算不上宗师。
用西式佐料烹饪中式菜肴贴合欧美重口味（来源：天涯社区）
莫言的语言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他的手法不是纯中国式典雅风格的，以他的文化水准也不可能是西方式的，它是一种杂碎。艺术本身就不是科学，所以读者能不能接受都没有关系——你一个好好的人，它是一本好好的书，最忌讳别人得了一个奖就强迫自己去看。莫言的东西很多人应该是接受无能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值得自卑的地方。莫言就说过：“提笔伏案之年，窗边，是心灵奔向青春的黑色河流，突兀的世界”。至于突兀是硬伤还是一种美，这就像吴莫愁的《痒》，见仁见智了。内容上看，莫言也并不提供新颖的思想，更没有什么超越性的成分。只是在气氛烘托和民俗表达上，稍微有点特点。诺贝尔文学奖的高标应该是拓展人类的精神世界：第一是探索人性，如日本一些作家所做的；第二是记录民族的苦难，如前苏联的一些作家，这两点莫言都没有（《蛙》有一点，虽然隐晦）。 文学界有种公认的看法，诺贝尔文学奖里有巨作，也有一些平庸的作品。至于莫言的算哪种，我觉得是后者。当然作家都是慢慢锤炼出来的，也许下一部会石破天惊。
中西方文学大同小异，并没有历史与文化之分
我倒是觉得莫言获奖后头脑清醒很不简单，他也说不要把诺奖看得太高（当然别人兴许是谦虚，没得的人这样说会被人笑）。但被笑还是要说，老有人讲中西文化的差距，我觉得在文学上这差距并不大。文学的载体是语言，载体都不同，如何能去比较。你认为关汉卿不如莎士比亚的原因是什么？我甚至不怎么相信外国专家能很懂中国的文学，这一点就好像中国留学生去澳大利亚攻读古代汉语一样透着荒谬。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把“白日依山尽”翻译成好的英文，语言鸿沟在，文学就不具备可比性。以外国人的文学奖项来做为中国文学的春药，这也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种。中国物理、化学、生物都可能落后西方很多。单单文学，这个出过唐诗宋词的民族，这个几千年前就开始写诗歌的民族，并不缺乏它独特的美好，也并不该把西方的认可看得太重。《卧虎藏龙》是中国第一部国际得奖的武侠片，它在中国武侠文学里又能算老几？
当然，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在内容和形势上都有些单调，这也是事实。这个事实最大的原因是政治环境。我们在不远的过去，还在把稍微像点样的作家调去扫厕所，从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发展成现在这样的规模，这说明只要对文学宽松一点，以中国人的千年文学传统，加上汉语言的独特张力，根本不用担心文学发展的。语言天才会一茬一茬地冒出来。
无形的“狗链”束缚了文艺创作者的自由
对莫言争议最大的还有他抄了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一个不可否认的史实是，这个讲话堪称大量作家扫厕所的源头——我可以很负责地讲，中小学语文书上出现过的现当代文学大家，若贫贱不能移,则没被迫害过的很少。具体的案例不再陈述，请随意查阅任何一本严肃点的现当代文学史。所以莫言的得奖引起了大量作家的不满与抗议，甚至被冉云飞等讥讽为文化馆作家。对此莫言的说法是，他并不觉得文艺座谈会讲话完全不对，当然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而且他的创作已经超越了座谈会精神。这又是一次非常取巧又非常辩证唯物主义的表态。
文艺复兴，请放开那条“狗链”（来源：天涯社区）
其实我理解莫言，莫言是在恐惧。
中国文字多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确实少有服务底层大众的东西。从逻辑上看，座谈会讲话也是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至少可备一说。但最大的问题时，一旦他不再作为学术的一种，而和权力结合成为鞭子，成为独裁的判定标准，那么文学的多样性就一定毁了。怎样才能大胆探索、百花齐放，才能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前提就是承认人类包括领袖都有自己的认知局限，真理也有限制性。所以允许有不同观点同时竞争。退一万步说，至少也要做到学术问题不用暴力解决。在现代社会里，你可以信仰印度教，但不能不允许其它人吃牛肉，更不能引自己的经据自己的典烧毁别人家里的书。这就叫霸道、这就叫思想专制。延安文艺理论也非原创，其实来自于前苏联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艺理论虽然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被嗤之以鼻，但本身能够自圆其说，也正因此自圆其说能够循环论证，这对于缺乏逻辑训练又崇拜权力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很致命的东西，因为它会成为预设正确，对非此理论的作品出现本能反感。武汉大学何国瑞教授就写过好多论文，认为莫言的作品是反动文学，一条一条的分析得头头是道，若是几十年前，莫言已经可以死了。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现在还在。延安的文艺讲话强调：文艺要做政治的驯服工具，要有阶级立场，要有现实战斗的意义——上年纪的人很多仍持这样的观点（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其它观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我只从客观事实上讲，按这个标准，大多数文学名著都要被扫进垃圾箱。
那些《诗经》里谈情说爱的“风”、那些宋代的源于花间词派的婉约词、那些明清的性灵散文，按照这个标准还有什么存在意义？更不用谈劳伦斯《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波特莱尔的《恶的花》、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了。真按这标准筛选，能读的书能剩几本？至于那些穿越、种马、暗黑、小清新你就更别指望读了。 不成为高级别的教徒你连庸俗一下的权力都没有。这前车之鉴并不遥远，文革时除了八个样板戏，全国就一本小说可以看，名字叫《金光大道》，作者叫浩然。我出于好奇看了看这个作品，看完后半天回不过神来，出于对已故前辈的尊重，那水平我就不去评价了。但如果放在天涯文学上，我估计点击应该不超过一千。
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文学自然有独立的价值，不仅文学，历史、法律、政治、经济各司其职，互相制约。这样才能长治久安。但中国的文学较长时间里确实是政治的附庸，听话有几颗枣，不听话就要挨打。 所以莫言抄书了，作为个体没有什么好说的。以莫言的洞察力（作家整体智商不好说，但洞察力应该都不错），不可能不明白这事有政治含义，但他还是签了。现在只好一次又一次的表明自己只是讲故事的，明显想避免麻烦。胡适（可能不是）说：历史只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我看来，文学在很多时间里，连小姑娘都不算，纯粹就一歌舞伎，高兴时当你艺术家叫你唱几句：诗多好的少，不高兴时说你是毒草你就是毒草，扔到井里面砸几块石头还要你先写几天检讨。当然，值得庆幸的是，等你死了很久后，是有可能被平反重新当做大师的。
莫言为何只是故事大王而不能成为文学大师呢？
所以，我宽容莫言，我略学过些历史。莫言学历不高，不一定通读了文学史，但以他的年龄肯定亲眼见过太多一言不慎终身痛苦甚至妻离子散的悲剧。就连他自己，也曾经因《丰乳肥臀》被单位领导逼着写过检讨书，不肯写就让大着肚子的同事陪着他不准下班，莫言巨大压力之下还亲自打电话让出版社停止印刷自己的书籍（诺奖以前，市面上流传的很多都是盗版）。书是作者的孩子，大家能体会莫言曾打电话时要求杀掉自己孩子时的心情吗？（以上资料来自于莫言的出版商，都有媒体报道）。
有一说一，就这还多亏时代进步了，否则就凭《丰乳肥臀》、《四十一炮》这样的标题，都不用文化部门出手，居委会的大妈找几个城管就把丫灭了。若旁边还有台摄像机，再找几个计生委的女干部演受毒害青年的妈妈，就更师出有名了。 我们都是红旗下的蛋，所以都别装外宾，面对一个权力无限的怪兽，文学家必然战战兢兢。现在很多人敢说些话，一是自己勇敢，二也是现在政策相对比较宽松，时代有些进步而已。 我们无权去羞辱一个有政治恐惧症的中老年人，他们的阅历不同。作家的恐惧从来不是一个民族的光荣，也不是被嘲笑的对象，而是伤疤。《苏东坡突围》里面就有这样打动人心的句子“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所以在瑞典，莫言不断讲文学，谈自己成长时鸡毛蒜皮，讲最普世最不会被争议的母爱。这很好，对于他个人是最经济最理性的选择，尽管对于国家言论进步未必。我知道这样会让他继续受更多非议，觉得都诺贝尔了还怕什么？对此我只能冷笑，诺贝尔了不起啊，说这话的不仅是没知识，而且还没常识。莫言其实一直在用文学做了一个安全的壳，这是他的权力。很多现实的弊端莫言不是不知道，是不去说，或者拐着弯说。毕竟你只要是虚构的小说，不直接得罪地方领导，又有个名头，被找麻烦的可能性了相当的小，这样才就有了文学的空间。莫言很聪明，反思计划生育，写个《娃》肯定出事，所以他谐音写成《蛙》。中国文化人，只要还能在文艺圈蹦跶的人，都有这种生存本能，比如拍《1942》，绝不拍1962。偶尔也调戏下社会，比如《动物庄园》这种书居然当成儿童文学问世了（我一直觉得这纯粹是欺负领导不看书）。这也是电视剧穿越、偶像、胡编轮流上的一个原因，你看看偶有一个现实剧，也必然是统统遮住车牌，地名统统叫滨城或江城的。文人没法子啊，连《蜗居》都禁播，你压根不知道那根线在哪里？我曾经问过一个级别相当高的出版署官员，什么不能写。他犹豫了一会告诉我：“什么都能写吧，我们有言论自由，创造自由。但能不能过，要考虑当时的状态，”当场不知道该怎么接了。现实的作品有多少暗地里的制约，外行根本无法体会。冯小刚有一次看个话剧，讲民国时一个艺术家被文化检察官各种刁难，当场嚎啕大哭，几乎痛不欲生。我刚出了个武侠，本来就是想着今年开会，武侠审批松，好过。结果连清朝的武侠也被审了好几个月好几遍，最后还是删改了一章，因为书里面出现了康熙年间的山东衍圣公，出版社说他的后人还在山东，怕有麻烦坚决整章删除——真觉得天雷阵阵。有人会跟我讲，就是就讲气节。自己的东西坚决不改，宁愿不出版，死了就火了。我只好说了一声：“滚”了。
有一种良知叫索尔仁尼琴 (来源：网络图片)
正因为如此，莫言成为故事大王就是他的极限，他成不了大宗师。他还是在媚。尽管媚的姿势在文人中不算难看，写文章也确实勤快，还写了些尖锐问题。但他为权贵抄书，这是媚权。为书商更改香艳的书名，这是媚俗。在现实的环境中，这些都不可厚非，但终归还是损伤了一个作家的纯粹。文学的皇冠属于索尔仁尼琴，属于决不妥协的纯粹灵魂。至于莫言，他就继续平安生活，继续编一些故事吧，继续做作协的领导吧。这或许是他的幸运，或许也是文学的不幸，这是时代的局限性，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也无权要求太多。
好的作家，更应该是启蒙的先知，而不是名利场的附庸。
说实话，作家是一个不错的职业。这倒不是指赚钱，作家富的有，但穷的更多，就要看你的水平与造化了。我的感觉是在江湖上有个号的，混个小康应该可行。但大富大贵可能性极小，莫言未得奖前，房子不也就九十多平吗？韩寒、郭敬明、唐家三少那是特例。金字塔尖的在哪个行业都有。据我观察，作家这个行业年薪过百万的比例，应该没有卖夜宵的多。
但作家还是比较占便宜的。至少从名的角度来说，作家是很讨巧的，好歹动不动在媒体露个脸，搞个啥知名博客，一天点击数相当于一个县。这是对虚荣心的巨大补偿。作家的影响力跟唱歌的、踢球的可能差点，但七十二行里，曝光程度也可以进入前几位了。你要知道，郭敬明的文章都写成那水平了，还是大把人仰慕他。而中国研究植物的最好的专家，除了圈里面的，有谁知道？名这东西虽然很虚，但你不能不承认也是很多人的一种追求。滚滚红尘，尚未解脱之辈，也就争“名利”二字。
挣脱权力的束缚，扯掉名利的羁绊（来源：天涯社区）
作家还有些潜在好处，比如一般没人来欺负，你想的话泡个妞啥的相对方便，这个圈子有多少女人不是本事，只有一个女人才是本事。而且作家这种生物，有些生活白痴或生活怪癖，都会被轻易原谅。作家嘛，有点不正常那很正常嘛。就算哪天自杀了，也许光环更盛，很多人会觉得他看透人生、悟到天机啥的。有个天涯走出的作家就说过：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已经输了一半，不能决定怎么死就亏大。好像哪天自杀了，大家该送个红包恭喜。真是什么怪人都有。
这样才对，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搞艺术的都有些怪。艺术是美，知道什么是美吗？花朵最美。花朵又是植物的生殖器，又注定会凋零。它代表着性和绝望。人的本能就是生存和繁衍，而生存必然终结，繁衍必须性感，所以最打动人心的就是绝望与性。不同的艺术只是靠不同的载体表达最完整的人而已，这是大多文艺人都认可的一个观点。但这就更需要表达的自由。
作家是个不错的职业，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自然也该承担一定的义务。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两点，一是把文章尽力写漂亮，写得性感和绝望；二是不断去客服恐惧，推动人类的表达自由。
作为低标，莫言就是个榜样。虽然写作是个老天赏饭吃的职业，但勤奋努力必然成功概率高点。这样独善其身的文人，也是值得尊重的。就像每个辛勤工作的人。有人喜欢用道德杀人，余秋雨啊、于丹啊，都被鄙视得像瘟疫。但他们的文章其实写得真不错。因言废人固然是一种中世纪遗留的野蛮，但因人废言照样是文学史的损失。牛顿就是一个小人例子，但这根本不损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能把西湖、莫高窟、苏州写成那样精致可人，在文化散文领域，余秋雨算是大牛了。虽然我厌恶他的含泪劝告，一派人道，但这是两回事。于丹讲论语也确实有故意曲解，不提儒家现实反抗的一面，但她的文笔还倒是有些味道。要记住，文学有独立价值，就像小孩子搭的一个沙塔。漂亮就是它存在的理由。
而做为高标，作家们确实应该去推动言论的自由，不断在游戏规则内扩展言论的边际，既然你享受了这么多权力，这个义务你就应该负责。莫言可能觉得自己躲在“讲故事里”就绝对安全。事实上，退后一步是黄昏。现在时代进步了，所以你才能讲故事安全，倒退一点照样死路一条。有长辈就曾忧心忡忡地对我讲，少写点东西，现在是没事，若文革就死定了。说得我心惊胆战，后来一想，文革都不死，这不是骂我没文化吗？也就释然了。为了自身的安全，作家们该做的也是推动进步，反对倒退。而且这不仅是为了自己，我曾经看文学史，觉得文人是言论不自由最大的受害者，对干涉自由、迫害文人的高官咬牙切齿。后来看了很多历史书，发现这些官员也很难善终，才发现这不是一个职业的事情。大家可以读读罗点点回顾父亲罗瑞卿公开发表的文章，你会发现官员间的你死我活，简直不能用惨烈形容。看完后脖子凉飕飕的。所以没有言论自由，绝不是文人受害而已，而是整个民族谁都不会有安全感。谁能不说错两句话？谁能没点牢骚？大人物也千万别觉得手上有权能怎样，没有法治保障，你能保证一辈子都是宦海赢家？你的地位能高过刘少奇去？所以不让任建宇这样的小年轻说话，当官的出了事时，自然也不准说话。
没有了真相，只剩下恐惧，权力就仍然是怪兽，可以吞噬任何一个人。法治社会也就成了丛林社会。什么叫和谐？和是禾与口，谐是言和皆，都有饭吃，都敢说话，社会就和谐了。作家，更应该在这方面冲在前面，而不仅仅是一味的捞钱与泡妞。
在莫言得奖的这一年，知名作家马原在云南被打，引起高度重视。知名作家阎连科房子被强拆，写了些牢骚话，发表在《纽约时报》，问题没有解决。阎连科的亲人都劝他说话注意点，最好写点肥皂剧。这好像是每个作家都经历过的意味深长的叮嘱。
结语：我们不能说这个时代好或者不好，我们是时代的一部分。我感觉，中国确实有一定进步，下一步是好还是不好，取决于每个人的努力，当然包括作家。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比暴力更直接，但也没有一种力量比文学更持久。三千年后也许不会有人记得现在的封疆大吏，但一定还有人看莫言、金庸的小说。我真希望若干年后回忆这一个时代，是一个文坛群星璀璨的时代。而不仅仅是有一个文人得了大奖，笔名叫做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