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为何变得越来越悬殊？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四
中国的权贵阶级之所以那么富有，是因为他们垄断或买通了权力，中国的普通民众之所以那么贫穷，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权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权力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贫富差距势怎么可能不变得越来越悬殊呢？！ ——题记
一
地处长江南北交界处的南京，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江苏省的省会。每到岁末年初的时候，这里总是北风刺骨，寒气逼人。
2009年12月17日一早，当地一位市民路过安德门地铁站137路公交站台时，意外发现有位外来民工竟已冻死在桥洞下面。
事后，当地一家媒体报道说：“据死者的民工朋友介绍，死者姓周，五十岁左右，来自泗洪。本是从老家到南京来打工的，但是因为现在工作不好找，挣不到钱，他有时就靠要饭为生，常住在桥洞下过夜。
‘我一看他这个样子肯定不行了。我一摸冰凉冰凉的。’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个民工师傅去买早点，经过这个地方，发现他脸色不对，嘴涨得很大。最后手去摸摸冰凉的。估计是冻死的。
死者的民工朋友表示：‘睡桥洞底下的人多了！今天估计二三十人吧！现在住旅店太贵唉，每天就这点钱够吃个饭，一住就没钱了！你住一晚旅馆（的钱）能够吃饭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南京安德门137路公交站旁边的桥洞下住着不少民工。那边环境脏、乱不堪。看见自己的同乡客死街头，不少务工者都表示现在城市给他们打工的机会实在少，一时找不到工作又住不起旅店，只能睡在露天。天这么冷有时候晚上几个人要挤在一起取暖。其中一位民工说，这边还有个民工干活时腿受伤了，20多天前就一直躺在这里没人管。要是再不救治估计下场比周某也好不到哪去。
近日，南京天气温度持续走低，夜间都将在0度以下，加上湿度比较大，穿上厚厚的棉袄人都觉得冻得受不了。外来民工为了混口饭吃，他们却没有温暖，只能在这个城市里面过着受冻的日子。南京大大小小的立交桥很多，在桥洞里面过夜的人很多。”（注1）
看罢这则新闻，许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都发出了一声相似的感叹：“这不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代版吗？！”
环顾当下的中国，类似的事例虽不多见，但它折射出的一个事实却是谁都无法回避和抹杀的，那就是随处可见令人触目的贫富差距。
按照胡润研究院的最新报告，今天中国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富人有270万人（注2），约占全国人口的0.2%。而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7年，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赤贫人口在中国仍高达1.35亿，占全国人口的10%，每人每天消费2美元的贫困人口更多达4.3亿，约占全国人口的32%。即便是按照中国政府刻意降低的标准，中国今天仍还有1.28亿穷人（注3）。
一方是少数穷奢极欲的富豪，他们花天酒地，一掷千金，把奢侈品甚至豪宅当白菜一样买，有的光嫁个女儿出手就是7000万；另一方则是大量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穷人，他们收入微薄，生活拮据，一年到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不但买不起房，有人连孩子的学费也交不起，生病了都不敢去医院看，更有甚者，入冬后居然还不得不露宿桥下，以致被活活冻死。这种强烈刺激着社会痛感神经的悬殊反差是每个中国人时下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的。
二
事实表明，改革开放后，在GDP迅速跃居全球前列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以惊人的速度一路快跑着，不仅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而且差距越来越悬殊，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衡量贫富差距有三个基本指标，即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和消费差距。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共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但在不断扩大，而且呈全方位扩大的趋势。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注4）。而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前几年公布的研究结果，如果把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考虑在内的话，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已相差65倍（注5）。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的程度，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被迅速拉高。来自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317，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升至0.496。虽然2001年之后中国官方再没公布过基尼系数，但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高达0.55（注6）。
财产差距是衡量贫富差距的另一个重要指标。2010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大陆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在发达国家，大多为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这表明，中国富人掌握的财富比发达国家富人掌握的财富多出了15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集中度最高的国家。而这个数据还只考虑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资产，并没有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由于在中国大陆财产的透明程度非常之低，如果将灰色收入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很可能要乘以2。
再看消费差距。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主编的《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当前中国消费差距继续拉大，不同消费群体实际生活状况反差强烈。该书披露：2006年，中国城乡高收入户的人均消费水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96倍和1.87倍。这一群体主要关注消费的质量，消费方式个性化和现代化，物质消费讲求高质、品牌、时尚和个性，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成为消费的重点和热点。从具体商品需求看，高档商品、进口商品、奢侈品已经成为经常性消费内容，其消费内容主要是出国旅游、高级宾馆、高尔夫球、高级进口物品等。
与之反差强烈的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状况。这个群体主要由城镇下岗失业者和大部分农民构成，其收入状况决定了消费行为比较谨慎，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对于改善生活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他们虽有愿望和要求，但往往力不从心。2005年，10%的城乡低收入户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7.4%和51.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7个和5.9个百分点。食品支出用去了低收入户城乡居民家庭近一半的收入，而居住的支出又花去了12.3%和13.3%的收入，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均增长15%以上。这些支出的增速过快，加大了低收入户家庭的生活压力，降低了抵御风险的能力。2006年，10%的城乡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8.8%和33%，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7.2%和57.4%，收支基本相抵（注7）。
三
那么，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何会变得越来越悬殊呢？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每种原因里往往又包含着多种不同的更具体的原因。要讲清这个问题，就得抓住最关键的东西，抓住问题的牛鼻子。
如果把整个社会的财富比作一块蛋糕，那么贫富差距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讲的再具体些，也就是照什么比例分、按什么原则分以及由谁来主导分的问题。
显而易见，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的财富都来自同一块蛋糕。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之所以会变得越来越大，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分给穷人的蛋糕比例变得越来越小，分给富人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大。那么，为什么分给穷人的蛋糕比例在当今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小，分给富人的比例会变得越来越大呢？原因之一是分配格局出了问题。
分配格局事关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他们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参与分蛋糕的三大主体。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分配现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和企业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大，这个大既体现在绝对数量上，也体现在所占比重上。
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1.7倍，而农民更低，才增长了1.2倍（注8）。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6年起，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开始在波动中不断上升，由1996年的10.91%增加到2011年的22.0%，年均上升0.71个百分点。再看增速，自2002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0.39%，而同一时期中国GDP年平均增速度为10.57%，财政收入的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全国政协委员、中金董事长李剑阁直陈：“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所罕见，在世界历史上也十分罕见。”
不但政府分得的蛋糕比例变得越来越大，企业分得的蛋糕比例同样也在不断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显示，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企业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从21.9%增加到了29.6%（注9）。
四
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财富蛋糕就那么大，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和企业分得的越来越大，劳动者分得的当然就只能越来越小——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主要表现为比重小，而不是绝对量小（注10）。
当然，政府分得的蛋糕大，并不意味着最终一定就会挤占劳动者的蛋糕。一些西方福利国家政府分得的蛋糕也很大，劳动者的蛋糕最后不是也没受影响吗？但这种结果的前提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在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保障等方面。而中国却完全不是这样，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被政府用来进行直接投资和维持庞大的行政机构的运转了，惠及老百姓的很少，落到穷人头上的就更是毛毛雨了（注11）。
仅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来看，尽管中共一向标榜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但主人的劳动在自己的国家却最不值钱。据媒体报道，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下降到2005年的最低点36.7%，22年中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注12）。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越是发展，中国劳动者的收入越是相对减少，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也越是严重。
劳动报酬中的一个大头是职工的工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劳动力成本比别的国家低，也就是职工的工资低。那么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大陆独立学者刘植荣的研究，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低工资平均为41,535元，而中国只有6,120元，还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排在158位，倒数的话就是第26位。再看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而中国仅为25%，排在世界第158位（注13）。以现在的富士康为例，苹果公司每部iPad的利润达150美元，为销售价格的30%。与此相比，以工资形式返还给中国工人的薪水每部却仅为8美元，占售价1.6%。而在中国来说，富士康的工资还算是高的。（注14）
除了绝对水平，职工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1978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却下降为11.2%。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计算，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明显落于其它国家之后（注15）。
透过现象看本质，政府和企业分得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大，劳动者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小，说明中国的财富分配呈现出向政府和企业不断倾斜的明显趋势，这意味着财富分配格局已严重失衡。由此导致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其中之一便是流向富人的财富比例持续上升。
以民营企业家为例，分配格局的失衡使得中国私人资本的回报比例节节上扬。有数据说，这个比例从以前的20%提高到了2006年的30.6%（注16）。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为中国先富人群中一个重要部分的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在不断扩张，他们的钱袋子明显变得越来越鼓。
分配格局失衡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流向穷人的财富比例不断下降。
道理很简单，当今中国的劳动者大多数都是穷人（垄断企业的职工除外），当今中国的穷人大部分也都是劳动者（失业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除外），因此分给劳动者的蛋糕越少，也就意味着分给大部分穷人的蛋糕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分给富人的蛋糕没有增加，贫富差距也会因为穷人拿到的蛋糕比例变得越来越小而不断扩大，更何况分给富人的蛋糕比例同时还在不断增大呢？！
既然流向富人和穷人的财富比例如此相悖，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当然也就是无法避免的了。
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富分配不仅存在着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的问题，还存在着财富分配方式极度扭曲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对财富分配的直接介入。这也是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的一大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按要素分配财富，资本的所有者获得资本收益，劳动力所有者获得劳动报酬，凡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莫不如此。但中国却不是这么回事，在现行的财富分配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资本和劳动力，还包括权力，而且权力的作用更大。换句话说，中国不仅按要素分配财富，而且同时还按权力分配财富，权力甚至成了当今中国最有力的财富分配手段。由此导致的结果必定是财富分配向官员和资本明显倾斜，而且这种倾斜大都是通过腐败、寻租及垄断的形式实现的。
不论是经济学家的研究还是国人的生活经验都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创造的巨量财富，一直在通过腐败和寻租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大小贪官和各种寻租者的腰包，而这部分人正是当今中国先富人群的主体。
经济学家通常把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看成是一个国家腐败程度的标志。197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安•克鲁格发表了题为《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论文。在这篇论文里，她用一个模型计算了当时世界上最腐败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土耳其的租金总额，结果发现它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7.3%和15%。仿效克鲁格的做法，中国经济学家胡和立和万安培分别计算了中国1987年、1988年和1992年的租金总额，得出的结果令人震惊！中国的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大概是20%到40%，不但世界罕见，而且比当年腐败程度最严重的土耳其、印度还高得多。可见中国的腐败严重到了何等程度！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等人的研究，2008年中国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流失和垄断性收入的不合理分配，它们急剧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注17）。可见腐败与寻租是导致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下的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最腐败，寻租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也是腐败和寻租泛滥得最快最广的国家之一。曾几何时，贪污受贿几百万就算是巨贪，现如今，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者已比比皆是，贪污受贿上亿、乃至十几亿、几十亿的，亦非个别。就连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坦承，中国的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领导人（注18）。由于腐败和寻租现象越来越猖獗，贪官和寻租者的腰包自然也变得越来越鼓。
在一大块蛋糕被大小贪官和各色寻租者通过腐败和寻租暗中吞下的同时，还有一块不小的蛋糕则作为国企高管的薪资被他们堂而皇之地装进了自己的钱袋，这部分人也是中国先富人群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根据学者刘植荣的研究，全球企业高管的工资平均是最低工资的5倍，而中国国企高管的工资则是最低工资的98倍（注19）。中国银行高管的工资更是高得离谱。据中国银监委披露：国资商业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等高层，2006-2006三年，有37家银行122名高管的年薪酬在1千万元以上，最多达4770万元。而香港特区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的年薪被舆论指是世界各银行行长收入之冠，也才不过1千万元。一次，月工资加补贴仅约1万元的前副总理吴仪在国企高层会议上问道：“请问台下哪一位没有高级别墅，请举手！”近千名与会者没有一个举手的。吴仪又问：“请问台下哪一位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的年薪、津贴、奖金不超过一千万？”与会者仍旧没有一个人举手。（注20）
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贫富差距之所以变得越来越悬殊，一是因为财富分配格局严重失衡，分配比例出了问题；二是由于财富分配方式极度扭曲，分配原则不正常。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主导财富分配的权力依旧被牢牢地撰在大权独揽的共产党手里，中国人民对如何分配自己创造的财富依旧没有任何发言权。古往今来，照什么比例和按什么原则分配财富从来都取决于由谁来主导财富分配这一点，今天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那样，中共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市场经济。在这种体制下，作为统治者的中共握有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体现在财富分配上，蛋糕怎么分，照什么比例分，按什么原则分，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不会是资本的意志，更不会是劳动者的意志，只能是它的意志（注21）。
那么，中共的意志究竟又是何种意志呢？别看它一贯声称自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实作为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极权政党，它从来就不曾代表也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代表的只能是它自身的利益——包括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改革开放说是为了造福民众，说到底其实不过是为了追求共产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意志体现在财富分配上，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政府千方百计与民争利，把财富尽可能多地搜刮到自己的腰包中来。为什么中国的财政收入不但增速远超GDP（注22），而且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为什么中国人民供养着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而中国政府对民生的投入却远远落在绝大多数国家之后？根源就在于此。
当然，在把自己先喂饱的前提下，共产党也会兼顾资本的利益。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毕竟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不搭上这班车，经济就搞不上去，江山当然也就坐不稳，而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不依靠资本。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中共不但认识得很清楚，而且相当务实。正因为如此，昔日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如今已摇身一变，被共产党当成了“座上宾”。搞了一阵权力市场经济后，共产党还醒悟了一点，跟资本家结盟不但有利于发展经济，而且还有利于自己“闷声发大财”。换句话说，发展经济离不开资本家，发财致富同样也离不开资本家。资本的作用既然如此重要，分蛋糕的时候当然也要向他们倾斜，也要让他们多分点。不过，资本家再怎么重要，终究不是自己人，所以该向他们搜刮的共产党也还是要搜刮的，毕竟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才是第一位的。
至于普通劳动者，别看共产党嘴巴上一向把他们的地位抬得很高，什么“领导阶级”了，什么“国家的主人”了，那只不过是用来哄哄人的。在它心里，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其他劳动者也好，从来都不是什么“领导阶级”和“国家的主人”，而只是供自己使唤用以榨取财富的牛马。既然是牛马，当然就没必要把他们养得膘肥体壮，能吃饱有力气干活就行了。个个都膘肥体壮了，那得分多少蛋糕给他们啊！给他们多了，自己不就少了吗？这样的傻事共产党是绝不会干的。当然，在蛋糕越做越大和不影响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共产党有时也会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毕竟让他们吃饱点，不但会更听话，干活也会更有劲。
所以，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的财富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是必然的。
不仅如此，在这种体制下，由于整个经济被牢牢地置于中共的控制之下，政府不受民众的任何监督和制约，权力成为最强势的分配手段，大量财富因而得以通过腐败、寻租和垄断源源不断地流进大小官员和各色寻租者的腰包，同样也是必然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两篇文章中已经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结论可以归结为一点：分配结构取决于权力结构，贫富差距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差距。中国的权贵阶级之所以那么富有，是因为他们垄断或买通了权力，中国的普通民众之所以那么贫穷，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权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权力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贫富差距势怎么可能不变得越来越悬殊呢？可笑的是，这种畸形的改革明明是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新一轮演绎，居然还自称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受到了他们的衷心拥护，岂不是天大的讽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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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引自《南京气温骤降外来民工冻死于地铁桥洞》，见2009年12月18日中国江苏网。
注2：引自胡润研究院与兴业银行联合发布的《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
注3：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标准一直远远低于联合国的标准，也普遍低于其它国家制定的国家标准，几乎是世界最低的。即便是2011年提高后的最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仍与联合国的标准相距甚远。
注4：引自《中国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红线》，见2010年5月10日中国经济网。
注5、注6:引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下半年出台核心是政府减税》，见2012年5月14日人民网。
注7：引自《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6页-第2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注8：引自颜昌海《“盛世中国”的冰冷数据》，见凤凰网博报。
注9：引自《企业只涨利润不涨工资劳动力处于分配弱势》，见《瞭望》。
注10：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做研究，发现政府开支有增长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引自《陈志武：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
注11：1978年，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4.74%，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2008年中共“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与此同时，目前中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开支仅相当于GDP的百分之六，比发达国家低二十二个百分点（引自《国企红利肥自己 施惠于民成空谈》，载2010年10月11日《东方日报》）。联合国要求：教育开支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NP的5.1%，发达国家5.3%，撒哈拉以南国家4.6%，印度3.5%，最不发达国家也达到3.3%，而中国长期仅为2.3%，比台湾的10%左右要低得多。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曾经表示，中国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甚至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
注12、注15：引自《陈志武：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见2010年12月16日强国社区论坛。
注13、注19：引自刘植荣著《世界工资研究》，转自铂程斋www.dapenti.com。
注14：引自端宏斌《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没钱！》，见网易博客。
注16：引自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
注17：引自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摘要，见《财经》杂志总186期。
注18：引自《温家宝:腐败现象接连不断而且越来越严重》，见2007年3月16日新华网。
注20:引自《国资银行高层巨额年薪已为世界之最》，见新一塌糊涂网站•NewYTHT.Net，2009年7月27日。
注21：“无代表不纳税”，西方民主国家的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代表对于政府纳税权的制约和监督作用，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凡是涉及到税收问题，其税权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行政部门严格执行。中国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税法均有政府政府部门制定先相关制度，然后命令下级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遵照执行。不仅如此，对税收立法也缺少有力的制衡监控机制，使得政府本身的增收倾向缺乏平衡，带有部门利益倾向的税收立法纷纷出台（引自《中国税收失控背后政府焦虑症》，见《凤凰周刊》2012年第14期）。
注22：从1994年到2003年，GDP只增长了150%，而财政收入却增加了316%，对比相差一倍。2005年的GDP比1994年增加280%，但税收收入却比1994年增加461%，财政收入增加507%。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约4万亿元，到2010年超过8.3万亿元。2006年至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3%，远远高于GDP增速（引自《财政收入增速远超GDP隐忧》，见2012年2月9日《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