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美龄之死引发对抗战史的回忆
高龄一百零六岁的宋美龄的去世引发了大众重温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的回忆。宋美龄的一生跨及三个世纪，然而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正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不但海外对宋美龄抗日战争时期的独特贡献推崇有加，就连中国大陆的舆论也绝大多数对宋持肯定态度。中共几十年来有关抗日战争的谎言，也因此而再遭尴尬。
香港媒体称宋美龄之死颠覆中共主流论述。香港中文亚洲周刊称，宋美龄之死意外引发新的历史诠释，颠覆了中共的主流论述。国际铺天盖地的悼念资讯，正引发大陆民间对宋美龄“平反”的论述；民间和网民议论纷纷，涉及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评价等话题，正在民间和学术界发展、扩大、甚至发酵。
大陆媒体广泛报道宋美龄的生平，一些学者敏感地发现宋对抗日的贡献，颠覆中共抗日史诠释，北京非常尴尬。原来，中共的教科书上称，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了抗日战争，带领全国人民抵制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投降主义，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宋美龄之死，却意外地揭开了中共隐瞒了半个世纪的谎言。中共几十年来有关抗日战争的谎言，也因此而再遭尴尬。
二、传奇女杰的抗战贡献，奠定了她的历史声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中正（介石）。由于张在此前即与中共暗通款曲，事变发生后，中共和张都有杀蒋而后背靠苏联割据一方之意。然而当时蒋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领袖，就连苏联共产党独裁者斯大林都认为，只有靠蒋的声望领导中国进行抗日，才能够对苏联在远东所遭遇的日本威胁起到缓冲作用。斯大林遂对中共施压以促放蒋，这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
虽然如此，宋美龄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所展现的勇气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宋在事变之后局面危难时力排众议，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劝说张学良以大局为重而释蒋。西安事变的解决，显露了宋美龄的大智大勇，使她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传奇女杰。
一九四三年二月，宋美龄到美国，不仅获邀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夫妇家作客，而且于美国国会面对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讲。她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坚定有力的语气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人民独立抗战五年有余，我们宁愿奋勇牺牲到最后一兵一卒，绝不愿苟延残喘接受失败”。她的讲演获得全体议员们的如雷掌声，并赢得了美国政界、传媒界和民间一面倒的欢迎和支持。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也由此打开了新局面。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宋美龄与蒋介石一起赴埃及，参加了讨论二战结束后世界新局势的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开罗会议确定了中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常任理事国席位，并确认被日本占领的台湾与澎湖列岛将归还中国。
宋美龄曾创记录地十一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其中数次与蒋介石共同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最有名的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蒋宋夫妇双双被评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作为现代中国一位杰出女性，宋美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伟大而独特的，她因此而获得的荣誉也是空前的。
宋美龄终其一生，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坚定反对立场从未动摇过。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宣称改革开放以来，宋美龄也多次严峻拒绝中共频频送来的统战橄榄枝。一九八一年其姐宋庆龄病死，宋美龄亦未曾同她见上一面，更未参加追悼会，以避免自己被利用来替中共政权涂脂抹粉。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统战头目廖承志发表了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表达中共统战往来之意。蒋经国未予答复，由宋美龄发表了一封轰动一时的致廖承志公开信作答。宋以此信兜头浇了廖承志和中共一大盆冰水，信中除指陈中共以平反冤案而自暴的诸多作恶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共奉马列为神明之荒谬；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按：马恩列斯）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在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三、历史事实颠覆中共抗日宣传
宋美龄的逝世不仅掀开了她对中国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一页历史，也对中共官方几十年来的抗战史观产生了最新一轮冲击，导致人们进一步质疑中共于抗战时期的种种作为及其官方一贯说法。例如，关于中国抗战的领导力量问题，中共官方历来声称中共是抗战的主导力量，甚至指责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窃取胜利果实，宋美龄在抗战期间的杰出贡献已足以推翻中共的说辞。
历史学家辛灏年十馀年来致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出版了著作“谁是新中国”。中共在抗战期间的行为是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研究涉及了抗战期间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例如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史实，中共抗日不力而极力反蒋之策略，以及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等历史真相。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辛灏年揭示出的真相几乎无一例外地颠覆了中共几十年来的官方结论。不唯如此，除了宋美龄的生平和辛灏年的研究所还原出的真实抗战史之外，中国大陆的民间甚至半官方研究中也逐渐现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例如，一九五五年中共建政后不久爆发的第一起大案高岗、饶漱石案，牵连到当时中共高级情报和公安官员潘汉年和扬帆等。潘和扬为中共秘密情报工作立下汗马功劳，不料遭此大难，吃尽苦头，潘并死于监禁中（按：有说曾于七九年平反出狱而死）。数十年后，潘扬案虽在邓小平时代被平反，但官方对其中缘由始终语焉不详。后来才逐渐爆出：原来，潘和扬受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华东局委托，与汪精卫当局特务机关暗中联络，新四军遂与日汪军和平共处而主要致力反蒋和扩大地盘。潘汉年甚至与汪精卫直接秘密会面一次，奠下日后被当作“替罪羊”的结局。
就连中共一贯津津乐道的三五九旅延安开荒，也被揭露出其种鸦片贩卖敛财的真相。毛泽东老三篇中首篇“为人民服务”里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也被揭出是在烧制鸦片烟土、而不是烧炭的窑洞中被埋；这也顺便解释了许多人对中共为何不惜派最贴身可靠的警卫团战士、而不是一介老农去烧炭的“历史性疑问”。
附上《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与《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1982年，出于统战的目的，廖承志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经国，当时中共报纸很是熙熙攘攘了一番。但后文如何，就没有人提了。事实上，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也是回了一封公开信给廖承志的，但内容实在太尖锐了，中共也就只好装作不知道了。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
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1966年开始，到1976年10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71年8月17日
宋美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