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喜欢冯小刚的电影，除了《夜宴》，基本上都给予好评。我也极欣赏作家刘震云，而他的《温故一九四二》，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一九四二》上映前，媒体宣传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在微博上看到张灵泉挺煽情的评论，想这是部“走心”的电影吧。而所谓冯小刚历时十九年，赌上前面所有电影的声誉唯一真正想拍的电影，一定是具有巨大的震撼力与悲剧感的电影吧。原作家刘震云也站台吹捧，说一路拍来，他们自己就成了真正的灾民了。《东方早报》关于《一九四二》的专题也做得极具历史感。在看电影前，我说了句事后想来脸红的话，我说这次李安的《少年派》有实力问鼎奥斯卡大奖，而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也许能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今天看了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非常失望。原来以为这部电影应该具有的深沉的悲哀与绝望感，都被电视剧的搞笑手法化解了。放映过程中笑场不断，要知道这是涉及三百万生灵涂炭呀，怎么会笑场不断？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在冯小刚手里变成了《戏说一九四二》。
冯小刚还是个市井导演，在面对这种需要巨大悲悯与克制的题材时，仍耍着他一贯的小聪明。这种小聪明用在《非诚勿扰》是适合的，但用在《温故一九四二》，那就没有分寸感了。
整个逃亡过程，完全是对“逃亡”的图解式说明。表面上人物纷乱，戏剧冲突不断，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站得起来的人物，都只有“灾民”的符号的图解。观众无法进入这些灾民的内心，也体会不到步步紧逼的死亡威胁。电影对悲剧感的营造完全失败，我们没有看到那笼罩在灾民头上的绝望怎么步步深入。却看到敢到兵营抢驴肉的瞎鹿，看到断食的栓柱可以从潼关走回洛阳，为了一个小玩具而与日本人拼命，看到逆逃荒路线而走向河南的东家与小女孩竟活下来了。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极有政治历史感的作品，中国作家鲜有这样以政治哲学为意旨的作品。它试图探讨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关系，或者说草民命如蝼蚁，大人物的一念之差，就决定着无数小人物的生死。这就是鲁迅说的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地位的中国人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系统中的真实处境。
在小说中，主人公作为一个河南人向他的长辈与乡亲了解当年的情况。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苦难的亲历者对苦难的漠然。苦难作为苦难轻如鸿毛，被亲历者遗忘，连他们的后辈都不知道这些苦难。人们重新投入新时代的娱乐消遣，似乎这些苦难没有存在过。在中国，苦难没有没有转化为教训，这是最可悲的。
六百万犹太人惨死集中营的苦难被全人类记录了下来，不断地反思。这也就是这些受难者留给历史的价值，他们的苦难没有白受。而1942年中原大地上三百万生灵的饿死，却连亲历者都懒得说起，这是一个多么悲哀的事实呀。
刘震云是个好作家，但他作为一个电影编剧说话好象很不靠谱。《我是刘跃进》是部好小说，但马俪文拍的同名电影，节奏完全失控，而刘震云仍站台吹捧。《温故一九四二》是部好小说，但电影《一九四二》完全不靠谱，而刘震云仍敢说肉麻的吹捧话。也许电影的投资太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利益是可以淹没作家的良心的。由此我获得一个教训，即使象刘震云这样一个我敬佩的作家，他关于自己编剧的电影的话，只能理解为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