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左起第二人）和李克强（左起第三人）都曾是下乡知青
十八大后，中共新领导班子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还没有真正点起来，民间却引燃了反贪风暴。有观察人士说，建立反腐机制必然会触动中共的一党统治，这将考验新领导人是真诚反腐还是虚伪作秀。
*习近平：打铁还需自身硬*
中共新领导班子领头人习近平上台伊始便发话反腐，他的金句“打铁还需自身硬”，“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和“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得到海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解读。
被誉为“救火队长”的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后的动作同样引人注目。刚刚走马上任，王岐山便召开监察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发表反腐讲话。
王岐山日前还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8位专家有关开展反腐廉政的建议，请各位“放开讲，不要有禁区，也不要有顾虑”。
*高调反腐 顺应民意*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跻身经济大国行列。与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官场的贪腐愈来愈烈。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官员贪腐的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从近年来揭出的贪官级别越来越高，贪腐金额越来越大就可窥见一斑。
胡星斗说，民众最痛恨的就是官员贪腐，中共新领导班子高调反腐，是顺应民意，赢得民心的举措，也是治国安邦的关键：“如果任由腐败蔓延，人心党心尽失去，合法性流失，国家最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陷入社会动荡。所以他们高举反腐的大旗，必然会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网民指到哪里，纪委打到哪里*
十八大结束至今不到1个月，中国已经有10多名地方官员被举报、免职和调查，其中有被双开的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被网民爆料拥有80处房产的深圳村干部、“房叔”周伟思，黑龙江双城电视台前女主播举报性侵的人大代表孙德江，还有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雷政富从不雅视频被曝光到落马仅仅63小时，一个正厅级官员被微博“秒杀”。
中国近来的多数贪腐案件都是经网民举报而曝光，这一现象受到关注。台湾中央社称之为，“中国网友指到哪里，纪委就打到哪里”；只要大陆网友微博上一发帖爆料，中共各地纪委力行“露头就打”，立即介入调查。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日前发表的题为《反腐不能光靠情妇，期待更完善制度设计》的文章说，中国网友调侃，反腐“家中失窃、日记丢失、二奶翻脸”已经成为三大反腐利器；情妇反腐与网络反腐相结合，更是威力倍增；同时文章强调，应当期待更加完善的制度设计， “避免官员误入歧途”。
*通讯基本靠嚷 反腐基本靠网？*
长期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认为，中国政府要想真正反腐，就不能走“反腐基本靠网”的路数。
他说：“首先网民不可能掌握很多具体的东西，另外网民看到的腐败都是比较低层次的，所以他们打的反腐的东西是跟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腐败成员相关，而这些腐败成员都是小腐，而不是大腐。”
夏明教授说，中国网民无法切身了解到的大腐败案往往存在于三个领域：一是官员买官卖官，官员升迁黑箱操作过程中官员交易制造的极大腐败；二是工程腐败，无论是奥运场馆、高铁建设还是各地的高速公路工程，都是建设一个工程，倒下一批干部；三是高官家族贪腐，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财产案暴露出中国高官或家族利用权力，瓜分中国金融、电讯、能源、保险、房地产等重要行业，并从中坐地敛财的大问题。
因此，夏明教授认为，靠网民反腐实际上是“打苍蝇不打老虎”，这种反腐，当局既可以打打小贪官，平息一下民愤，而且可以从中坐收渔利，顺便显示一下反腐决心。
中共的反腐部门中纪委在总结2011年反腐成绩时说，中纪委频频出招亮剑，加大查处力度，处分了党员干部2万零776人。2011年经信访举报的案子134万5813件，调查结案13万6679件，行政处分14万2893人。尽管中纪委表示，他们的成绩单驳斥了“腐败越反越多”的看法，但却又同时承认，从2011办案看，“腐败气息愈来愈凝重，人数在增加、职务升高、案值在增长、领域在扩大”。
*大胆的猴子吓不倒*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体制内反腐的路走不通，而且，他认为，反腐不能靠二奶，反腐不能靠网民，反腐也不能靠政府加大反腐力度，多抓多杀更多的腐败官员。
他举例说，历代王朝为解决贪腐不知杀了多少贪官，反腐力度最大的当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把腐败官员剥皮塞草示众，但仍无法遏制腐败。清朝平均每四年问斩一名贪腐的二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但历史与现实都一再证明，反腐靠“杀鸡给猴看”是吓不住猴子的。
*胡星斗建立廉政机制三建议*
胡星斗就廉政机制的建立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可以将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他说，不仅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而且在金砖五国中，也只有中国还没有制定阳光法案。他说，第二，中国还需要建立财政公开制度，将财政预算规范化、透明化，不让官员有贪腐机会；第三，建立中国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制度，包括信访、监察院、法院、审计等部门的监察、司法机关必须能够独立于行政部门，可以独立运作。
胡星斗表示，中国现有的体制与他提出的建立反腐独立机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与结构性冲突。不过他说，当局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将审计署隶属于全国人大，脱离县、市、省长等行政官员的控制。
胡星斗说，这肯定将进一步涉及人大改革的问题，如人大代表通过选民选举产生、要对民众责任，以及人大代表专职化等一系列改革议题。
*香港或新加坡模式均需新闻司法独立*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说，西方对反腐的一项研究是，官员的腐败与否决定其动力机制。
他说：“政治家、政客的最高目标是要政权，维持权力的稳定，如果这个国家决定政客掌权去留的人越多，那么这个政治家就越会想到满足更多人的利益，如果决定政治家去留的人越少，政客就会越来越想着如何满足少数人的、寡头的利益。”
夏明解释道，如果决定中国一位官员升迁的是广大百姓，是经选举产生的，而不是几个官员的领导说了算，中国的腐败指数可以大大降低。
夏明教授建议，如果中共现在还无法接受一个权力独立、不受中共制约的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机构，那么中共不妨考虑一下新加坡模式，那就是，政府对每个官员的收入都严加管控，直到一个官员退休，安全着陆，再经过审计全面考核，证实工作期间无贪腐，方能得到公务员的退休待遇，否则，这位官员将失去一生积累的退休金。
夏明教授同时指出，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绝不是仅靠政府对官员的严控而成功的，新加坡独立的媒体和独立的司法制度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无论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还是官员经国民选举产生，无疑将触动当局的一条底线，关乎中共是否会走上所谓“邪路”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