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谈及的这八个字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兴趣。的确，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中国当前的腐败状况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哪些问题较为突出？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领域，部分学者运用实证测量方法对腐败问题的发展作出了分析。
衡量中国转型期政治腐败的程度可以采取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前者是指通过发放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人们对政治腐败实际程度的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估的指标体系，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对历年来各种反腐败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来测量政治腐败程度。
香港城市大学的公婷教授是国内较早将腐败问题引入政治学与行政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今年6月，公婷及其博士生吴木銮在《社会学研究》上刊发了《我国2000-2009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2800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的调查报告，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十年当中2802个关于腐败的公开报道进行量化分析。
公婷的研究发现：在腐败规模上，十年中腐败案件的金额有上升趋势；除去少数过亿的腐败大案，所有案件金额中位数在50-130万元之间。在腐败类型上，政府采购、工程承包的发案量居首位；组织人事类型的腐败紧随其后，“买官卖官”现象恶性循环，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土地腐败案例近年急剧上升，反映政府官员利用市场化的土地交易漏洞为个人牟利。在腐败主体方面，县处级、厅局级干部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直接监督力度不足。
但是，对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这种客观测量法尚有许多局限。《检察日报》的案件报道受到国家媒体政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事件和案件可能被有选择地报道，准确性有待提升。所以，它反映的腐败趋势不能与全国范围内实际腐败态势完全等同。但由于其机构的权威性，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了大众媒体对于腐败消息报道，香港学者朱江南指出，小道消息的传播也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腐败严重程度的感觉以及对于政府的信任。（参见《大众媒体和小道消息如何影响受众对腐败的感知》）
还有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利用主观测量法来评估腐败程度。例如，透明国际就是利用问卷方式来评估各国，得出“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早在2000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吴丕教授曾对透明国际“腐败排行榜”上中国的名次变化作出分析，指出中国的“绝对名次”在90年代末有上升，反映出反腐败工作的“进步”，但同时腐败问题仍然严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裴敏欣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腐败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从透明国际的指数观察到，从2001年到2006年，在1-10分的范围内，中国的平均“腐败印象得分”为3.4分(得分越低，国家在公众、国内私营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的印象中就越腐败)，在排行榜上一向位于底部1/3的国家之列。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主观感知和实际腐败之间存有差距，所以主观测量法也有一定的缺陷。
此外，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发现和查处所有的腐败案件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学者会引入腐败案破案率或其他指数来估算经济损失。裴敏欣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还对腐败经济总额做出了估计。他计算腐败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时，采用了10%的“保守假设”。研究指出，2003年，中国由腐败引致的经济损失就高达860亿美元，占当年经济产出的3%，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致命威胁”。
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目前学界对腐败状况的“测量”还只停留在描述性分析阶段，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腐败发展的趋势和问题，为了解当前腐败状况、反腐廉政建设提供信息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