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文革那会儿说起。
说到文革对农村的影响，打击地富家庭成员的严厉和残酷是很著名的。在北京大兴县发生的野蛮杀戮已为半官方和民间确认。大兴县当时的中心黄村(就是所谓的县城)离开京城往南不过20多公里，半个马拉松距离。和通县差不多，是离开市中心最近的两个郊县。
然后就要数学大寨了，因为它直接地影响农业生产的计划和分配。这个事的影响范围就不只是对“地富反坏”了。
有个故事，是我下乡插队时先期插队的老插讲的。
老插说起以前他们有几个在大队帮着接待学农的中学生。老插告诉我们，有一次开门办学，中学生三夏劳动到了我们大队。按规矩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忆苦思甜什么的，这些活动横竖总要走走过场。这类事老师一向比同学起劲，他/她的职责就是联系好这件事，可以算作是开门办学的成果来汇报。
没想到忆苦思甜这事搞砸了。说到底是因为大队根本不重视这事。
自打林彪事件之后，农村就不再玩这些虚的了。庄户人家务实，说来说去抡圆了说出大天儿不打粮食的事，只要给农民机会，他们是能不做就不做。但既然教育革命要求做这件事，只好找了一个“老革命”去对付，反正这老家伙从来不下地干活儿。这老革命以前是雇农出身，参加共党算早的了(有说是42年)，但文化很低，是识字班始终念不完的那种。原本官不算小，但沦陷、土改后官做得越来越小，却极好摆老资格，动不动就是我们老干部如何如何，以后还老说他受四人帮迫害，四人帮就是要打倒像他这样的老干部。他平时又不与时俱进，一到忆苦思甜就容易说乱。我们后来逗过那老头，发觉只要引导得当，老东西肯定跟你说实话--俱都不符合党的要求。比如你听听这段儿：
你可劲儿四处打听打听，我XXX当年是这儿有名的庄稼把式(指能干)。。。。，住在东家家里，。。。，吃什么？你说吃什么，告诉你，四盘两碗儿它得有肉，(他)得好好地供着我！到了冬天，东家小老婆还得给我做棉袄，棉鞋呢，。。。
不能逗他，一逗他，说钦佩他如何了得，这忆苦思甜就算崴泥了。虽说笑出来不好意思，却绝对悲痛不起来。现在想想，这些学生也就是没多少年前听程占武忆苦思甜报告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些人啊，变化蛮大的。
那次忆苦思甜没成功，老头除了记住自己是老干部以外，没有时代感。老师不甘心，说要安排一个座谈会，讲一讲文革以来农村的大好形势和巨变。大队知道这老东西讲不清楚，只好让他靠边，我们的知青头(年轻人)被安排上场了。
他倒是真给讲清楚了，但结果比老东西还糟。
一上来照例首先要说过去怎么样。这老兄开始回忆文革前的美好时光。他告诉学生们，过去这里的几个大队经济情况很不错，日进斗金(当然是夸大，但确实比以后好多了)。其实致富的原因他们总结只是两条：一条是有个号称南霸天的头儿，比较精明，知道算计。另一条是干副业。
所谓干副业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副业，就是牛马驴骡一大堆组成大车队四处找活儿给人家拉货。农业上当然还是要种庄稼。但庄稼要打下来才算数，打多打少不好说，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大车队一年四季都有活儿，收入稳定得多，加之那时候汽车不多，一般是一些建筑材料，虽然慢，但这些材料不是粮食，时间要求并不严格，再说架不住马车多，主要是干完了就数钱，不用等到秋后。我们村又离城镇近郊区不远，活源多，因此收入就多了。
这是大饥荒过后文革之前的事情了。
文革来了，这些活计当然不能再干了。严格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么搞，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尾巴了，是资本主义的脑袋了。于是回过头来以粮为纲，接着种庄稼。
老师于是跳进来导入正题：文革以来，抓革命促生产，学大寨，大队的生产面貌一定是焕然一新了，...哪儿料到我们头儿眉头紧锁，面色严峻地回答：“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文革这些年，尤其是学大寨以后，咱大队是一年不如一年，不行了。咱这儿现在是真穷，买根上吊绳儿都得贷款，......”
底下的学生听了，能不乐嘛。
老师还是能来事儿，打圆场说文革的成果主要还是算政治帐，算是支吾过去了。
刚到农村的时候，发觉别说一般农民，连贫下中农的觉悟都不高(其实是更不高)。一年不到我们知青醒过神了，反而开始往外套老乡的落后话，可老乡懒得答理我们。这很好理解，你跟人家不是吃一锅睡一炕，谁没事儿跟你掏心窝子呀。不答理归不答理，偶尔答理你的时候，却是一句积极话也没有的。绝不蒙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老乡直接、明确地表示过“解放后”比“解放前”好的。间接或直接说“解放前”好的不少，而直接说“解放前”不好的则一个没有，连基层干部都算上。这不是农民分不清朝代变换，在他们其实尤其清楚，一个土改要让他们忘掉是绝无可能的。之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与以前所有的老规矩都不一样，那正是“解放前后”的根本区别。
不光是普通社员骂街，小队长一级往下，无一例外。经常是小队一级的干部骂得比社员更加厉害。到了大队一级的头头，好听的话也只是到了开会才驴头不对马嘴地说上几句。大家都不当真，他谅解并知道你不把他当真。反过来他不当真，大家也谅解。渐渐地有了一种共识，知道说官话套话是当官的特权。做官的就是要在这种场合上胡说八道的。你信了是你的问题，说不说是我的问题。基层官员的看法其实和其他人私下里的看法没多大区别。不当官的更懒得跟你装这份孙子。这和城里的老师，机关的办事人员很不一样，城里的人胡说八道起来热情饱满，滔滔不绝的很多，尤其是老师们。
说个例子。
我那个分队里的长富大叔是饲养员，他家出门下坡就是我队的牲口棚，大叔对队里差事还算负责，虽说离家里很近但经常就住在牲口棚的小屋子里，晚上要喂牲口。大叔虽然名字富气但出身却“好”，加上辈儿大，嘴里就不把门儿。再说时辰到了文革末期，怪话连天不仅没人吃惊反而招人佩服了。
有一次，书记串门串到牲口棚，大家聊起来。长富说，今年的对联他想好了：辛辛苦苦忙一年，又没粮食又没钱。有个家伙说横批是：没吃没喝。他说应该是干部得吃得喝。书记不高兴了：你说谁呢，我们怎么得吃得喝了？长富说，又没有说你们大队的，说的是当大官的。不过你们也不咋地，整天喊学大寨。学他妈X的大寨，越学越穷。再说，学大寨时谁看见你们干活了？书记乐了：你个老杂毛，跟我犯什么横，你地根儿(根本)没闹清楚，学大寨是让谁学的？不是我学，就是他妈的让你学的！这话说得过于实在，大家大笑，知道书记也不拿学大寨当真。如果书记真急了，嘴里开始说场面上的话，脏字一个没有，你就该倒霉了。我们事后都觉得书记看问题深刻，把个经年累月挂在嘴边的车轱辘原理说得这么简明扼要，倒背手撒尿，不扶(服)不行。
以后我渐渐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说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了。我在工厂里也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最长的一段竟然有大约小半年)，比较看来，农民距离毛泽东的要求比起工人来要远得多。工厂里装孙子的人比学校里少，却比农村里多不少。那时候农民日子里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下细致且胆战心惊地找出符合个人需要的筹划来。只要官方不注意，立刻就会越界，官方管得严了，他们也会收缩，但绝对不会放弃，他没办法放弃，除非他不在乎自己的年终分配。把人家盘剥得这样利害，他们当然一定会不如老人家的意。那老人家当然会觉得问题更严重，要教育。怎么教育？加重控制因此加剧盘剥，于是农民就愈发显得应该被“教育”。农民落后的帽子就是这么来的。甭说别人，就是那个神话里的雷锋，不让他出村子，再支使他进步让我瞧瞧，我还就不信了，随便谁的生花妙笔也编不出几两杂碎能让毛泽东题词。
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角度考虑，农民底下的小动作岂只是该教育，绝对应该取缔。但如果全都让农村干部来做这件事，很多时候就做不成。于是要有工作队，工作组什么的来监视监督他们按照上头的指示去做，否则许多事情到了底下，根本就没有办法落实。
为什么工作组可以下手管呢？因为工作组的人拿的是工资，吃的是商品粮。学大寨要有来自上面的监督才能贯彻下去。从种植计划开始，最后到报收成。我在农村的时候，年年都有工作队，在关键时期，例如夏收，然后种水稻，种小麦，收割水稻等等时节，常驻大队，农民干部想做鬼，例如瞒产报灾，是很难的。于是，种什么，种多少，农民是不能拿主意的，怎么分，分多少也是不能拿主意的。甭说人了，你找一群牲口，跟它们商量一下，就这待遇，看它们是不是有生产积极性？如果牲口没积极性，人也应该没有。
再说个例子。
四人帮垮台后，华国锋掀起了学大寨的新高潮。冬天来了，变冬闲为冬忙。一帮闲得蛋疼上班就是在几个办公室转悠的家伙们针对公社北部沙地多的特征，制订了一个“黄土压沙”的计划。把地底下的黄土倒腾上来，压在沙地上。社员怎么会愿意干这样的蠢事，连我们不懂农业生产的也知道这纯粹是乱来。可是不能不干，工作组已经下来监督了。
只要一到现场就可以看出从大队到小队都是在糊弄事。老大的冻黄土坨子，往地里面一扔拉到。工作组说这黄土没有“压沙”啊，老农就骗他们说，等到开春，冻土一化，就能用铁锹把土铺均匀。
农民那个骂呀，说这地底下翻上来的是“阴土”，根本打不了什么粮食啊。再说要从坑里往外运冻土块儿，是既累牲口也累人的事。原本沙地虽然不能打粮食，却好歹可以种花生，种西瓜，农民知道那叫经济作物，比种粮食的收入并不差。这倒好，不仅经济作物种不成了，粮食你也打不成。我记得有个大婶说：出这主意的养孩子没屁眼儿。一个大叔立马儿接过去：谁说的？肯定有，有他妈俩呢。
很久以前我还在这里介绍过华国锋搞的“三光一线无杂草”社会主义大农业，也是搞得一个乌烟瘴气，都是一个思路：对农民经济生活的彻底支配。这些学大寨的创举最后都无疾而终。
还有个例子。
我队在老队长的坚持下居然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坚持搞副业。我大队的书记是个极阴险的家伙，慈眉善目的样子，却在暗地里搞我老队长的材料。那时候，没有人敢于说什么，反正自己队里不搞副业(那时候就有几不搞)肯定是没有什么麻烦。但是收入肯定是不行了。我小队分值是其他小队的两倍多，尤其比书记所在的小队好，虽然粮食产量都差不多。因此老队长麻烦来了，书记蔫蔫地开始到上面去给他使坏，罪名是现成的。事情过去后我的一个朋友后来从公社证实了这件事。
正当老队长就要玩完的时候，四人帮垮台了。如果以为农民政治嗅觉不灵敏，那就错了。没有多久，各个分队都开始了做水泥瓦的业务。他们怎么就看得这么准，就知道现在这样做，没事了呢？要知道那时候还是华国锋做头儿，两个凡是还占支配地位。另外大队也很快开始了烧砖的业务，和以粮为钢毫无关系。烧窑的师傅是远处(北京之外的固安县)用重金请来的，仅此一点，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就这些事上农民显得比学生的思想活跃得多，胆子也大。很快队里的手头儿就活泛不少。
抡一句浪漫：给个萤火虫的亮，他们中有人就能比你还灿烂。
我以后回去看老乡，问倒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不少都觉得比以前好多了。还告诉我原来队里的一个著名的懒蛋(也是我们队里的大力士)因为自己拼命干活，竟然累出病来。中国农民从来就不贪得无厌，我觉得还没怎么样，他们却说好多了，有时会强调一句：比你在村里那阵好到哪儿去了，咱知足啊。我说我还想吃大婶烙的饼，大婶就说，柴锅没了，给你弄点儿别的好吃的吧，咱有条件了。生活的清苦明显还在，但心气儿不一样了，要试着自己当自己的家了。
......
有个不时想起的老问题：为什么以前有皇帝的时代，农民过不下去了能造反，发生的次数很高，到了毛泽东时代，虽然农民的生活糟到大批饿死人的地步，却没有人造反呢？放下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农民闹事不说，说到底是已经没有造反的本钱。所谓造反的本钱，就是历史悠久的皇权社会中一直延续下来的民间社会，它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农民的“严重教育”之后荡然无存。
但这个问题说起来话就长了，不知道以后是否有机会能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