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以来，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原大省河南先后在南阳、周口等地发起“平坟复耕”运动。尤其年中以来，周口市在地方当局强力主导下，三个月内铲平了200万座坟头，激起了舆论的强烈质疑。无论是强调儒家伦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针砭时弊的媒体人，甚至强调国家利益的党报喉舌，都对这一违反人伦的举动提出抗议。
最早使这一事件从地方性上升为全国性关注话题的，是由学者姚中秋（笔名秋风）发起并草拟的《关于立即停止“平坟运动”的紧急呼吁书》。这位从自由主义阵营转向至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将反对平坟复耕的理由主要诉诸于传统儒家伦理，认为平坟运动侵犯信仰自由、颠覆孝道传统，破坏中华文化、伤害民众感情、破坏社会和谐。
但是，这种面向儒家的回归姿态也并不与普适性自由价值相冲突。因此，在这份《呼吁书》的连署名单上，除了秋风、蒋庆、吴飞等当代儒学复兴呼吁者，也能发现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作家崔卫平等自由派代表人物的名字，甚至还有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律师丁锡奎这样的基层维权运动推动者。
如果说这份动辄诉诸周礼的《呼吁书》更多地反映了学院派的历史浪漫想象，那么紧随学者发声的河南籍媒体人，则展现出更多的现实感。25位原籍河南的媒体人连署公开信，将矛头指向不具名的“省委某领导”， 尖锐指出“这场假省政府红头文件而行的平坟“大跃进”运动，很可能是河南省某些领导的个人意志使然。”甚至将其与大跃进和大饥荒期间的河南省长吴芝圃相提并论。而从各方面信息综合来看，公开信中所谓“省委某领导”，就是曾经批示力挺“周口经验”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
在这份豫籍媒体人的公开信看来，冠冕堂皇的“平坟复耕”论调下，隐藏着多重小算盘。首先，周口市地方当局宣称平坟200万座，复耕近三万亩，有严重的政绩浮夸嫌疑。其次，一些官员富商的祖坟被巧立名目保护下来，铁腕政策无法平等实施。而最重要的是，有学者怀疑，在土地财政日益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种平坟措施，无法保证投入到农业耕种，可能是为下一步官方非法征地清除障碍。所谓“死人与活人争地”，实际上是“活官向死人征地”。
一向因“商业民族主义”被诟病的《环球时报》，近年来也力图打造自己更加丰满的社会形象。面对“平坟”争议，《环球时报》虽然没有为此刊发社评，但也借“留美学者慕朵生”之口，表达了“平坟运动可休矣”的立场。而在舆论光谱的另一极，《南方周末》也不约而同地发表“北京市委宣传部调研员楚济学”的短文，质疑“平坟一定要简单粗暴吗？”此外，人民网、新京报等多家媒体，都发文表达了类似的态度。
由此看来，舆论场中从官方正统到市场导向、从文化保守主义到自由派，在河南平坟问题上达成了少见的一致，都对这一举动表示质疑和反对。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当面对“刨祖坟”这种蔑视人伦、突破底线的权力干预手段时，不同立场的人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底线，在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
但是，在这种朴素共识的基础上，各派又在问题根源、解决方案上各自保留看法。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立意高远，认为六十年来历次平坟运动是今日国中乱象根源，“几乎全盘摧毁了中国价值的基础”，但开出的药方却软弱无力：呼吁中央介入，实际上回归到期待“圣君贤相”的老路。相反，《环球时报》文章虽然顺水推舟地相信 “平坟” 的理由是为了“复耕”，但提出了“政府行为公开透明、民主决策”的诉求。作者认为，“平坟运动”涉及千家万户情感和利益，至少需要举行社会听证，广泛征求各界意见，避免官民矛盾激化。而豫籍媒体人的公开信中，则以事实为证，揭露周口地方施政者的专断跋扈：“以停职、交纪委查处等，还逼迫包括教师、公安、法官、干部在内的公职人员带头平坟，并将平坟成绩与考核、晋升挂钩，对不愿平坟的农民，一些地方威胁要停发低保、拘留甚至劳教。”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指出，平坟运动不是简单的殡葬改革的历史延续，它还是拆迁运动的深入发展，是两者的交汇点。在王涌看来，赶农民上楼，是让活人集中居住，腾出宅基地；平坟运动，则是让死人集中居住，腾出墓地。因此可以说，在卖地决定地方财政的模式下，二者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学者们呼吁保护的祖先崇拜、奉行孝道、封坟护道等传统文化价值，与地方官员脖子上“18亿亩耕地政治红线”和“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这两条绞索相比，毫无份量。
在人伦天理背后，平坟运动所展示的是赤裸裸的利益逻辑，也是地方官员以权力强奸民意的问题。击破底线的“刨祖坟”，带来了各思想派别在守护底线上的一致，同时也发现，他们在靶子是谁、话说到什么程度、如何开药方问题上，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原题目：反平坟运动能否构成社会共识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