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从个人感情而言，我不忍心写下此标题和发出此文，但，出于历史的良心，出于让下一代人树立正确历史观的责任，我——不得不写，不得不发！
前日，我编撰了《中共领袖中的烈士瞿秋白》一文，昨日，我又转发了瞿秋白女儿瞿独伊于2010年口述的一篇回忆文章，标题为《父亲在九泉之下仍然遭受莫大污辱》。
瞿女瞿独伊在文中揭露“文革”期间，瞿秋白一下子从无产阶级革命家变为“贪生怕死的叛徒”，瞿的家人及生前好友均遭株连。“那时候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当年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在监狱里都没有受过刑的人，在文革时候却被整死了”，其中包括她的母亲杨之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致死。文革初期，不仅瞿秋白坟墓被红卫兵挖掘毁掉，曝骨扬灰，就连瞿秋白的父母坟墓，也都统统被摧毁踏平！
是谁让“瞿秋白九泉之下仍遭受莫大凌辱”？瞿秋白女儿文章的结论是——“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瞿秋白“打成叛徒”，使瞿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可以说，此定论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依旧还是老一套概念！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文革近四十年后，现在还对中国百姓说，文革时期中共所有坏事，都是江青等4人所为！老百姓——还信吗？
昨日和前日两文后，众网友于两文后跟帖甚众，我于跟帖中，又看到不少对我而言——新鲜的有关瞿秋白的史料，现在，我再次将这部份资料辑录成文。不过，此博中，与瞿秋白名字连在一起的，却是另一个长期担任中共领袖的人物，此人大名，我甚至不愿和不忍提及，又不得不提。他就是——周恩来。因为，“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人在做，天在看！
据《瞿秋白年谱》记载，1945年4月20日，中共6届7次扩大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瞿秋白作出高度评价，称其“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46年3月21日，周恩来在一封信中，热情颂扬瞿秋白革命的一生，给他以崇高的评价，信中说：“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衷，举世怀仰。”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殉难二十周年，周恩来主祭，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周恩来亲自抬着瞿秋白骨盒，放进墓穴。
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作了瞿秋白生平报告。对瞿一生给予高度评价。报告全文刻在墓碑背面。墓碑题写者就是瞿当年的亲密战友周恩来。5年前，《瞿秋白文集》出版时，毛泽东亦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
然而，到了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在香港出版的《瞿秋白传》上看到《多余的话》，以及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便急切地想把两者与他要解决“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毛作出了异乎寻常的重大政治判断。于是，便有了流传甚广“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的最高批示。毛质问道：“《多余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此时，站出来讨好和迎合毛旨意、推波助澜并往瞿头上大泼污水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历史上与瞿秋白过从甚密的周恩来。
“文革”中，1967年3月，北师大学生造反组织“井冈红军”编写了《瞿秋白批判集》，里面详细记载了周恩来在不同场合提到瞿秋白是“叛徒”的几次谈话，摘录如下：
1964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揭发瞿秋白投敌变节的事实：“抗战初期曾经有人问我们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当时我们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现在了解，瞿秋白确实写过这篇文章。”
1964年7月，周恩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谈“李秀成问题”问题：“瞿秋白也有这个问题，也是晚节不终。这时，毛泽东插话：《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
1966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提到：“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刑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文章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状就看出了。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去，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要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1966年8月接见中科院双方代表时讲话：“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亦是一好。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应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1967年2月接见铁道部造反派时讲话：“我是经过5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1921～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1949到现在。看到过不少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像苏兆征成为烈士。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像李大钊；也有像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像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
1967年2月接见江苏“造反夺权委员会”代表时讲话：“我接见过南开大学卫东派组织。我叫他们多作调查，他们下决心钻到很多图书馆里，查了几个月。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20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瞿秋白死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这些都是大事，是白纸黑字写的材料。”
1967年3月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讲话：“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这些是刘少奇、邓小平组织路线的错误。安子文掌握了组织部二十多年，他们在表面上比我们还“左”，实际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从此，我们对自首的叛徒就严格了。”
1967年11月在接见广西造反组织“联指”时的讲话：“就拿中国共产党来说吧。前五代的领导人都有问题，这不影响我们党的光荣、伟大、正确。第一代陈独秀是托派，是反革命；第二代瞿秋白，是个叛徒，我还要写篇批判文章。”
由上可见，在不到3年多时间，周恩来在不同场合下曾多次提到瞿秋白，每次都说到瞿秋白是叛徒，而且言之凿凿，直言不讳。“文革”中八宝山公墓里的瞿秋白墓地被红卫兵砸毁，尸骨无存，周恩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的多次谈话与提议，对无法无天红卫兵来说，就是最大动员令。而当时，“四人帮”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尚未形成，那几年，除毛夫人江青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外，王洪文还在上海棉纺厂里当保卫科长、张、姚也还在上海写文章，当秀才，三个人都还未进中央。据此，又怎么能把瞿秋白被中共定为“叛徒”一事，说成是“四人帮”所为呢？！这不是瞪着无产阶级的大眼，咧着马列主义的大嘴，说着天理不容的瞎话嘛!
唉！冤有头，债有主哟。如果追溯中共枉定瞿秋白为“叛徒”历史责任的话，源头正于周恩来此处。而周之所以非把“叛徒”帽子扣在瞿的头上，唯有两种可能：一是逢君之恶，投其所好；二是急于在变幻莫测的“文革”中，撇清自己历史上与瞿的亲密关系，以图自保。
我真诚希望中共史学家，能发文严历批判本博引用周恩来多次点评瞿秋白为“叛徒”之言的内容。倘若也能有网友发博证明上述周恩来之言，都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指使造反派伪造的，那也——善莫大焉！否则，这段史实，对周恩来的“伟人”形象而言，也许又是另一种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吧？
改革开放三十年，“文革”史研究成了中国文坛和政坛的禁区。许多文革中似是而非的东东，一直拖至今日，中国的老百姓仍旧是迷迷糊糊、昏昏噩噩、浑浑沌沌、疑疑惑惑！
但不知，这次“大会”之后，中国“文革”史的研究，可以开禁吗？若还不让提“文革”，那这第二次“文革”，可能真的离我们——不会太远喽！前一段遍及中国“保钓”游行的队伍中，似乎已经传递出第二次“文革”的某些信息,包括前两年薄熙来治下的“唱红打黒”，似乎也有那么点当年“文革”的调子和影子……
那下一次“文革”中，被“掘墓戮尸”的，又会是——谁呢？还有第二个——瞿秋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