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跟十八大有关的一些问题。
疯狂的安保
有人统计过，从奥运会开始，提出来北京在重大政治活动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成为了一种模式。到奥运结束以后，这个庞大的安保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就说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利益是和北京举行的重大政治活动紧密连在一起的。所以后来就提出来“奥运安保常态化”，就变成这个团体这个利益集团的日常工作。这以后就是以奥运安保变成一个基点、参考点，以后的任何重大活动的安保就要从这个常态化的基点上再往上加，才能够算是加强了的安保。所以后来的安保就越来越强。
奥运的安保人员当时是11万人，到了第二年，中共建政60年活动的时候，北京市投入的安保是140万人，差不多就是每10个北京人就有1个是参与安保的，这还不包括北京周边的护城河工程的那些省份他们投入的人力，你像当时河北省就投入了72万人；在这以后的3年，每年的两会，安保人员投入都是高达70万人；这次十八大又投入了140万人（注：后官方宣布180万人）。
这次十八大之前的安保工作，一个是比较常规的，就是对活跃人士进行监控、软禁、判刑，你像判刑的就有曹海波，他是盐城人，而且他在昆明工作，跟北京没有任何关系，他建了一个名字叫作《振华会》的QQ群，只是一群年轻人通过这种方式来讨论、议论时政，可能在清谈当中还谈到了民主理念。他在1年前被抓的，但是突然在11月1日，就是几天前被昆明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判8年有期徒刑。这个一般人认为跟十八大之前的安保是有关系的。
另外就是在郑州有4位青年撕毛泽东的像，其中曹小东他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从事爱滋感染者的救助工作的，被郑州警方带走，一直无法跟他取得联系；警方说他和前来看望的女友自行离去的，但是外界一直跟他取得不了联系。也有一种说法是撕毛像的4名青年都被警方扣留。另外就是平常比较敢说话的，或者是参与维权活动的，这些人都被赶出了北京，包括胡佳、刘晓原律师、江天勇律师等等。
更绝的是一些匪夷所思的措施，当然都可以有所解释，你像北京市出租车，它把乘客座位的车窗摇把都全部取下，这是规定的，可能是怕乘客撒传单；另外，北京市不准放鸽子，不知是怕鸽子会传递秘密情报，还是怕鸽子会拉屎掉到代表的头上？不过北京市所有湖上的游船全部停运，民间倒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不许复制成功”，指的是中共当年在浙江南湖游船上开一大，最后从这里发展起来，最后夺取了中国政权的这个故事。
从中共在浙江南湖游船上面开一大，到今天开十八大，它至少有一条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偷偷摸摸的地下党的作风没有变。当年在一条小船上躲着开会，今天是在北京的一个大厅里面开会，外面用140万人保护，性质还是躲着开会。
十八大之前打响了一个叫作“保卫十八大的战役”，你说北京武警总队去保卫十八大，还勉强说得过去，西藏的武警要保什么十八大？当然了，像这种紧张的情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中共自己认为它的敌人太多了，四面楚歌，视全国民众都是它的敌人了，所以它才需要这样子严格的去防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防止党内的某个派系去发动类似政变性质的攻击。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这个是统治者的心态，别人只能去猜。不管是哪一种，当需要动用140万人去保卫一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这个党的政权已经是保不住了。所以说今天中共的情况要比101年前武昌枪响之前的满清王朝还要糟糕。
中共会否定马列毛吗
讲到十八大，我们就要讲一个十八大很可能出现的现象，就是叫“去马列毛化”，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可能要去掉。上一次我们已经分析了，这次我们再继续分析一下。是因为刚刚开完的十七届七中全会，这个全会是十八大的预备会议，就是说把一些提交十八大的提案和草案先在七中全会上通过一下，让大家过目一下，或者讨论一下，准备好给十八大提出。
尽管十八大的网站已经开了，也有七中全会11月1日召开的消息，但是实际上在开会的时候，无论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在会议召开的时候都没有提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是到4日会议结束以后，以公报的形式宣布的。当时开会的消息，就是11月1日开会的消息，实际上是重复报导了一个一个多月前，9月28日政治局决定开这个会议的新闻。
根据原来的安排，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了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在十八大上的报告，还有就是将在十八大提出来的修改党章的报告的内容，是在七中全会上审议的。这些内容事先中共官方的媒体也并没有详细的披露，倒是香港的中共媒体，《文汇报》和《大公报》在事前比较具体的提到，在这个会议上会审议对薄熙来和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的审查报告。
根据目前中共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和上面这些消息，我认为七中全会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党章修改草案。中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政党，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党章从来就不稳定，一直在不停的修改，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会修改党章，党章修改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规定中共的性质和它的指导思想。
原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了1997年十五大的时候，加进去了一个邓小平理论；2002年十六大的时候，加进了一个江泽民的三代表；2007年十七大加进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就这样一来，每一代中共实际的领导人都把自己的私货塞进了党章。
如果没有王立军出走美领馆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十八大的党章很可能是从1997年十五大以来第一次不增加带个人色彩的指导思想，因为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已经在十七大加进去了，十八大是没有东西可加的。
这些理论指导思想所遗留下来的混乱是显而易见的，中共领导层怎么去解决这种混乱呢？它基本上谁当政，那只要在他当政的期间能够把自己的那些东西塞到党章里面去就可以了。那种心态就是我死了以后，哪怕洪水滔天，把混乱留给后人。后人怎么办呢？它的应急的方法就是每次加进去一个东西以后，就通过一些令人讨厌的大话、套话去玩文字游戏，把完全不相干的，甚至矛盾的东西，把它揉到一起去。
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的话，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因为反正没有人会感兴趣去阅读它，当然也不会去追究这里面存在的矛盾。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的话，学习这种混乱的思想体系，正好起到了一个“指鹿为马”的作用，因为你不能去深究，你一深究的话你就犯错误了。所以在党内，特别在领导层内，能够坚持下来，而不出现精神分裂症状的，那就是现在的共产党的干部。所以为什么现在党的干部很多都是有双重人格或者多重人格的呢，实际上跟它的指导思想当中的多重人格是有直接关系的。
现在是这样，民众不在乎，你怎么写都可以，党员干部也不去追究，指鹿为马，但是不表示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就这些问题、这些矛盾都存在，就是在等待机会爆发。所以薄熙来他就利用了这套理论体系当中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实践去呼风唤雨，最终终于对中共领导层形成了重大威胁。
实际上中共高层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个威胁，但是实际上中共已经没有了自我纠正的能力，或者严格的说，中共从来就没有自我纠正的机制，就是每一个错误在犯的时候，即使大家意识到了，都不可能去纠正它，只能等待这个错误最终造成了重大的灾难，使系统崩溃了，才有可能在事后被迫进行调整。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人，他没有这个机制，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反击，这是指在薄熙来用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理论体系对当时的中央进行挑战的这件事情上。因此，薄熙来虽然倒了，但是严格的说，在意识形态方面，薄熙来并没有失败。那么中共它要在这方面取得胜利，或者说把薄熙来打下去的话，它很可能会通过修改党章这个步骤来悄悄的宣布薄熙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非法性，就是补一课。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去毛化”至少在目前对中共来说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它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单独抽出去，因为毕竟你把它单独出去，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个是很难讲得过去的。那么还可以把马列主义也抽掉，就除了抽掉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也抽掉。这个事情已经有迹象了，毕竟毛泽东的革命打打杀杀的理论是从马列那里来的，所以仅仅去毛化是不够的，因为人家还可以从共产党更老的祖宗那里去找根据，所以很可能就是把马、列、毛一起都去掉。
这个看上去有点四不像，你说中国共产党是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武装起来的政党，听着都有点不太对头，那好在是这三个理论对于中共现在的权力集团的威胁没有这么大了，所以很可能要采用。
还有一个选项就是把现有的中共的理论体系全部都放弃，马、列、毛、邓、江、胡，谁都不要了，反正在十七大修改党章的时候，还说一句话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说法，就是空洞的一个说法，没有具体内容，什么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具体内容。用这个取代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可以。
在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七中全会的公报上面，它的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个提法“去马列毛化”已经非常明显了，可以说这是已经成为定论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说法作为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对十八大的报告是可以的，因为它仅仅总结过去5年的事情，它不需要再提再以前的。但是作为党章的提法，这个对中共是有潜在的致命威胁的，因为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政党来说的话，它的理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对中共来说是生命攸关的。上面这种提法作为唬弄人的应急措施是可以的。当然几个文人党校教授坐在那里还能编出一些更好听的说法来，但是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几个人花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坐在那里就可以编出来的，特别是在中共的这种理论队伍里面。这还不算，我们还不把另外一个事实算在里面，就是马列主义的整个体系都是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马列主义体系本身生存都很困难，更不要说要撇开马列的这个原来的完整的系统去另建一个系统。
如果真正的在党章里面“去马列毛化”，中共立刻就变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是连自己的来源都成了问题，它的政权的合法性就更无从谈起，这是中共与生俱来的基因病，这个是没有治的。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需要有道统的来源，中华民国推翻满清，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是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所以他是从中国最传统的文化，而且是最早最早的文化当中去找他的道统的基础。
中共成立的政权，它是把自己和中华文明的联系彻底切割了，它的合法性，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这个政党也是的。任何政党也一样，都要有一个来源，要有一个根，特别是像在中国这种文化传统的国家。前几天，中共自己还提出来说，中共不政改是理论不足，不是害怕民主。如果要来个“去毛化”，或者是“去马列毛化”的话，那么理论上的问题就不是什么理论不足的问题了，那是要中共的命。
当然还有一种作法，就是不去大动干戈，不去公开的“去马列毛化”，我说的是在党章上，就是维持现状。但是显然中共通过薄熙来事件已经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对自己的统治是个重大的威胁。因为中共已经完成了从革命者到革命对象的转变。因此它现在面临的就是改也灭亡，不改也灭亡，就是看走哪一条路灭亡得快一些。
统治格局的调整变化
另外一个，十八大以后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统治格局有调整和变化。
关于薄熙来的处理，在这之前已经决定了，更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七中全会无非就是确认这个处理的决定，走一个程序。如果在以后对薄熙来的具体的处理方面有变化的话，那无非就是《纽约时报》发表了温家宝家人的财产这篇文章以后，最高层可能觉得有必要对他加重，就是在原来决定的基础上可能处理得更重而已，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讨论过了。
不过对薄熙来的处理本来就遗留了一个重大的隐患，就是没有公开直接的处理他政变的盟友周永康；但最近的局势变化，很可能会改变这一点。就是说如果在这之前，彭博社对习近平家人财富的文章的曝光是属于偶发事件的话，那么再加上《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人的财富的文章，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考虑的话，不管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怎么想，或者什么背景，中共高层一定会把它看成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个跟周永康有关的，对今年以来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报复性行动。所以这也是中共必须面对并且解决的一大问题。
这里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周永康和江泽民的残余在薄熙来的问题上继续兴风作浪。目前有些迹象表明中共正在着手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取消了江泽民保留在军委的办公室等等，相信到了十八大以后周永康退休仍然有很大空间可以去处理他。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是属于执行上的问题，它不会也不需要在七中全会或者十八大上讨论，因为全国代表大会或者是全体中央委员会范围都太大了，不适合处理这些具体问题。中共历史上这一类问题都不是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解决的，在政治局或者在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操作的可能性更大。
中共现在实际上真正面对的问题是，要不要继续从江泽民开始的用“反腐”名义进行权力斗争的这个模式。中共固然它是不遵守人类的任何规矩的，但是作为一个最大的黑帮组织，它自己内部是有一些帮规的，你说它潜规则也好，你说它内部规定也好，是心照不宣的。比如这个选择性打击腐败，消灭异已，就是潜规则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遣规则，它已经成为党内权力斗争的标准程序了。
《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的文章不会对中共的权力布局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确实会让中共高层考虑是不是要对这种做法做出某种限制，或者说制定出某些规则来，以免局势失控造成两败俱伤，或者整个中共的垮台。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即使是温家宝或者是通过他的家人委托律师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回应，甚至可以说史无前例的回应，这种做法只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例，不会有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做出类似的公开回应的，政治局常委更不会因为这个就通过被多次否定的公开财产的所谓“阳光法案”。
倒不是说政治局常委或是委员们没有办法去隐瞒他们真实的收入，就是现在公布的话，我相信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们的个人财产也不会说多到多少。因为个人财产的定义，家人亲属的财产怎么定义，隐性资产怎么确认，所有这些规定即使制定，法案、规定都是这些人定的，一旦公布出来以后我相信这些人的清廉程度会让人吃惊，因为他不会把财产都名义上放在需要公布的他的个人财产名下的。不能公布财产并不一定说公布出来这些人财产就多得让人吓倒，而是说不容许这种挑战权力核心集团的想法存在，更不要说做法了。所以不可能因为温家宝一个人做出了这种举动就会通过阳光法案。
另外一方面看，这些背后运作的潜规则的制定不会在十八大上讨论，也不需要在十八大上在全体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十八大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权力移交。这个权力移交我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哪7个人入常，甚至都不是7个常委还是9个常委。对于目前的统治集团而言，它的权力格局的改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江系集团的势力和影响力都将继续减弱到最小，政法委的权力也被削弱，但是对于整个中国和对中国的历史而言，中共统治的性质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司法系统作为中共的工具还将继续胡作非为，只是说不一定在政法委的名下了，中共的权力集团继续霸占中国财富和中国资源的情况不会有很大的改变，社会矛盾还将继续激化。
七中全会可能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提交十八大讨论的内容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的纲领性的说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已经讨论过不少了，简单的说，我不认为中共曾经有过政改，这和中共自己宣传的，说它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说法是完全相反的。中共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多也就是在行政调整的水平上，从来就没有达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层面。
然而中共现在确实面临着大清帝国最后的阶段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体制上的矛盾，已经使中共的统治难以为继了，这和经济发展没有关系。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比重看，中共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并不比清朝时候洋务运动更出色。清廷最后决定开始宪政改革的时候，当然是被迫的，但是那时候的条件毕竟是整个社会有相当成熟的基础和相当程度的支持。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仍然没有能够救得了大清。
而中共今天可以说是已经走过了清廷当时宪政改革的那个机会，已经过去了，而中共比当时的清廷有更多的弊端，能够得到的权势集团和民间的支持更少，而中共欠债更多。更不要说就是这样的话，中共还远远没有提出当时清廷提出的改革方案。
所以我认为中共会在七中全会和十八大，适度的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十八大以后甚至会为了收买人心，在适当的时候从新评价一些历史问题，包括现在有人提出可能会适度评价“六四”问题。但是肯定的说，有意义的政治体制的变化不可能在中共的统治下发生，如要发生的话就说在中共的崩溃的过程当中发生，这是可能的。中共所施行的任何措施都救不了病入膏肓的中共，这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