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死后中南海燃放花炮
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底，周恩来已经病入未期了。毛让我去探望周，向周问好。
我到了三０五医院，周的医生们告诉我，周除了膀胱癌外，还有结肠癌和肺癌。周的癌症也是很特殊的。这三处都是原发的，并不是一处癌，继之散播到别处。
我到周的病房，他已经是形神凋疲。我告诉周，是毛叫我来探望，并向周问安。周让我代他向毛问候，并感谢毛的关心。周又问了我毛的近况，我简单说明了一下。我没有将当时毛的情况完全讲明。周又问运动神经元病有没有新的疗法，我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周最后说：“我是不行了，你们要好好照顾主席。”
临别时，周甚至举手握手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是我见到周的最后一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傍晚七时。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在三０五医院去世。消息传来，游泳池内毫无动静。
医疗组很多医生，在周生前，都给周看过病，希望到三０五医院向周的遗体造别。我将大家的要求告诉了张耀词。张的回答是，一不允许到医院去，二不允许戴黑纱。
大家对这个回答十分奇怪，都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回答不出，只能说，张耀词代表中共中央办公厅，他这样布置，恐怕有他的道理。我再去问张，张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说，领导上怎么布置，就怎么做，不要多问。上面的事，我们并不清楚，问多了还有麻烦。
一组的日子依旧歌舞升平。游泳池内，每天照旧放映电影。这年的春节，张玉凤向张耀词提出，要放些鞭炮热闹热闹。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南海内任何人不允许燃放花炮。张玉凤一句话，就打破了这一禁今。张耀词去买了不少的花炮，当夜在游泳池的后院及沿中南海的马路上燃放起来。放鞭炮的事，事前没有通知警卫局值班室和警卫团。他们以为游泳池出了事，纷纷来探询情况。游泳池临近北海大桥，鞭炮引来不少民众在北海大桥张望。由此又引出了传言，毛因周恩来死亡，燃放鞭炮以示庆祝。
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批，江青四人帮正在积极展开夺权。现在看来，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就要轮上王洪文。
但出乎意料之外，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先后亲自提议，并且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实际上，毛的意见，政治局是不敢不同意的），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于二月三日正式出中央文件。
我和许多人一样，对结果非常惊讶。但毛这是一棋高招，表示他思路仍很清醒。汪东兴觉得毛是在搞调和，既不能用老的，也不能用新的，于是搞出来一个不老不新的三八式干部华国锋。汪说，华国锋这个人，毛选得不错。这个人比较老练；稳当，也谦虚，不跋扈，容易与人相处。看来，江青这四个人又要攻华了。
“批邓运动”未有稍减。三月初，毛透过毛远新在中央发出批判邓小平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我很同情邓。邓能力强而聪颖，也许周、毛死后，唯一能领导中国的人。
三月中旬开始到四月四日，许多人自发地集合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花蓝，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咒骂江青四人帮。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自发活动。
我很想去广场一趟，亲自参加这历史性盛会。但汪东兴和张耀词一再告诉我，要转告医疗组全体千万不可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有成千上万的便衣警察，跟踪并暗地拍摄去广场上的人。去了的人被照下像，就有口难辨了。他们并且关照我，因为我有时外出接洽办事，路经天安门时，要将车上的窗帷放下来，免得让人看到。
三月底的一天傍晚，我趁去北京医院办毛的事时，坐上车子在广场周围的马路上绕了一圈。广场内万头动，歌声、演讲声此起彼落。大大小小的花圈和横幅标语，从纪念碑直排以了长安街。可真是盛况空前。司机对我说，他们交通科已经一再传达上级命令，不许到广场，这次能同我不开开眼，是件难得的事。他一再想将车开进广场里面去看看，我没有同意。我告诉他，如果真让人钉上了梢，我们两个人可就倒楣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坐的车子的车牌号码被便衣警察记下来。因为查出来是警卫局的车子，才没有往下追究。
四月四日晚上，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前的群众活动，是有策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毛圈阅了这份报告。于是从四月四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
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前群众和民兵、警察、解放军发生了严重冲突。到晚上九点半钟，出动了一万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警卫部队，封锁了天安门广场，殴打和逮捕集会的群众。
四月五日这一天，江青都躲在人民大会堂内，用望远镜观看天安门广场镇压群众的情况。夜里十一点多钟，江青从人民大会堂拿了茅台酒。花生米和猪头肉，兴匆匆地来到游泳池，先去看了毛泽东，然后跑出来同大家说：“我们胜利了。大家干杯。”还说：“我也要做一个棍子，以后好打人。”
我不晓得她跟毛说了什么。但这是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毛也一再说过不以武力对付群众。我非常厌恶江青的言行和镇压事件。
四月六日凌晨，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决定继续组织三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另派九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侍命。毛远新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表示同意。
四月七日毛远新将《人民日报》记者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导”，送毛泽东审阅，毛同意发表。毛泽东说：“这次事件发生在，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房子、汽车）打。这三件使事件的性质变成了反革命。”毛提出，据此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且提出，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治局根据毛的意见，做出了相应的决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四月七日晚，汪东兴在游泳池大厅召集一组工作人员和医疗组全体开会。汪宣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其实大家已经在广播中听到了。汪又传达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开完会，大家散去。汪叫张耀词、我和负责警卫的人留下。他说：“你们可是要把住关，不要随风倒，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揭发。特别是医疗组的医生们，由不同的医院来的，对他们可是不了解。要他们不能乱讲。”汪的意思很明白，要大家在这次运动中，不要讲出一些对他不利的事。他不知道，当时医疗组的医生们，为了毛的病正在想方设法，延缓毛的病的进展，那里有什么心思揭发批判，搞“批邓小平”的运动呢？
一九七五年十月开始以后，毛的身体又有了明显的恶化，如前所述，每昼夜二十四小时尿量不足五百毫升，经过了多方治疗，尿量也不过八百毫升左右。毛不肯做身体检查，查血更是困难。医生们无法了解他的病情，最后只能用查尿液的各种成分来判断他身体内部的变化。测定尿液中的各种化学成分，是一件很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所幸，三０五医院已通过外贸渠道，购置了多种生物化学分析鉴定仪器。这样才算是多少摸索到一些情况。但是却不能凭这些检验结果，作出病情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