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岑参、王维各一首）《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杜甫）《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王维）可算是“和诗”中较早的作品。贾至，字幼邻，洛阳人。玄宗奔蜀时拜中书舍人，司草拟诏纸之职。肃宗即位灵武，贾至为玄宗草拟传位肃宗册文。长安收复后，干元元年春，肃宗曾于含元殿大赦天下以示庆祝。贾至有感作《早朝大明宫呈省僚友》诗。一时唱和的人很多。岑参、王维、杜甫等都有和作。“和”，这里指以诗相酬答。“奉和”，就是“奉命和”。“奉和圣制”就是“奉命和皇帝的诗”。前人评贾至、岑参、王维、杜甫四人的早朝诗，各有所见。纪昀评论说：“四人早朝之作伟丽可喜，不但东城所赏子美‘龙蛇’、‘燕雀’一联也。然京师喋血之后（指安史之乱攻破长安），疮痍未复，四人虽夸美朝仪，不已泰乎（未免过分）？”纪昀的意见是四人歌功颂德，粉饰现实太过分了。
这些唱和之诗，因其思想内容过于狭窄、雷同，只在当时起到虚张声势的作用，没有太大的社会娱乐和启示功能，因而鲜为人知。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看似盛唐余韵的“诗词唱和”现象，其实却是盛唐文化孕育出的又一朵“奇花”。
从贞元中期到元和年间的中唐诗歌，是继盛唐开元、天宝之后的第二个诗歌创作高峰。与大历时期一样，贞元前期同样处于大乱之后的相对稳定时期，诗风也与大历相近，但向往中兴成为士人们的普遍心态，产生社会变革思潮，促使诗人个性和艺术风格的多元发展，直接启示了元和诗风的到来。诗到元和体变新，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有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他们率领一批新的诗人写新乐府，作诗尚实、尚俗和务尽。同时有以韩愈、孟郊为首的韩、孟诗派，不平则鸣，作诗尚怪奇、重主观，直接影响到了李贺等人，开创诗歌创作的新天地。
元稹与白居易相识之初就有酬唱作品。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都是与元稹的唱和之作。两人在遭谪贬后，仍酬唱不已，而且多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元白唱和遂成为影响较大的文学史现象。在元白的唱酬诗中，元稹所呈露出来的诗人性格和感受要更亲切实在一些，如《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以垂死时突然坐起，形容骤闻噩耗时的震惊，真是动人心魄。
元稹比白居易小七岁，但却是他首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起而和之。在当时兴起的新乐府的创作活动中，元稹的这些讽喻诗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他有一部分新乐府诗仍借用古题，不似白居易那样坚决彻底，旗帜鲜明，而且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思想性），以及人物形象的生动性（艺术性）方面都不及白居易。所以，对于中唐“新乐府”诗，我们见得最多的仍是收在《白氏长庆集》中的“新乐府”，而对于收在《元氏长庆集》中的“新乐府”却不甚了了。然而，元稹与白居易在诗歌酬唱方面配合之默契，影响之大，在文学史上却是罕见的，堪称“绝配”。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唐诗坛有才气的诗人不亚于盛唐，“唱和诗”也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而且出现了专门的“唱和集”，如刘禹锡与白居易、令狐楚的唱和应酬分别编为《刘白唱和集》《彭阳唱和集》，有些《和答诗》集还有“序”。此外，刘禹锡还按《忆江南》曲调填词，与白居易唱和，“唱和词”也渐次出现。
在宋真宗朝诗坛上出现了西昆体。西昆体的名称是杨亿编辑《西昆酬唱集》而得的。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秋，杨亿等馆阁之士受命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后被称为《册府元龟》）的巨著，他们集于朝廷藏书的秘阁，在编纂《册府元龟》的同时，经常吟诗唱和，后来杨亿将这些酬唱之诗，编辑成书，取名《西昆酬唱集》。《西昆酬唱集》收录了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十七人的唱和诗二百五十首。其中的作者因而被称为“西昆诗派”。西昆诗派以学习晚唐李商隐力图矫正诗坛上平弱浅露之习为极则。西昆派诗人写诗的特点是：在形式上模拟李商隐。多写律诗，酬唱而作，题材贫乏，缺少社会内容和真实的生活感受，写“太平诗”，陶醉于帝都生活。《西昆酬唱集》刊行于世后，风靡一时，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西昆酬唱集》中的作者都是一些上层人物，有的还是文学侍臣，由于地位高，影响自然也大。
苏轼晚年在海南写了一百多篇和陶诗。苏轼在《与苏辙书》一文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东坡续集》卷三）。可见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程度。这些和陶诗篇，从多方面真实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生活，以及海南的景物和民俗。这些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在自然平淡之中蕴藏着深厚的诗意。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和陶归园田居》、《和陶劝农》等。这些诗风格与陶渊明作品近似。其中的诗有飘逸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前人往往将这类和陶诗推为苏诗艺术的极峰。
由此可见，“诗词唱和”现象自唐朝出现以来，在文学史上已蔚然成风，由此产生的许多“唱和诗词”还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它们相映成趣，当之无愧的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下面就“唱和诗词”在艺术上的一些特点作一点儿归纳：
1.“唱和诗词”在形式上后写者往往刻意模仿先写者。如贾岛的《寄韩潮州愈》在写法上（形式上）就有意模仿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辑录比较如下：
《寄韩潮州愈》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
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
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
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据记载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上书谏迎佛骨入宫,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赴任途中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传到京城，贾岛读罢就写了这首诗寄给他。这两首诗从形式上看同属七言律诗，韩愈先写，贾岛后写，并且贾诗在语言上照应韩诗之处也很鲜明。可见贾岛有意模仿韩愈。所以贾诗应是韩诗的和诗。
又如：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唱和词”——《忆江南》，更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辑录比较如下：
《忆江南》（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忆江南》（刘禹锡）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
2.“唱和诗词”常有“比较”之意，一般取上乘流传，也有唱、和俱佳者。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就是酬唱诗的上乘之作，流传很广，却很少见有人提及白居易的“赠诗”。辑录刘诗内容如下：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此诗显示了刘诗善于化低回哀婉之音为慷慨激越之韵的一贯风格。就因为此诗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名句，能给人更多的启示和激励，所以相比之下，白诗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王昌龄与王之涣的唱和之作《出塞》则都是上乘之作。辑录如下：
《出塞》（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出塞》（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昌龄的《出塞》，是一首传诵不衰的名作，前人评论认为它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王之涣的《出塞》，“此诗一出，就被人传唱”。据《集异记》载：开元间，王之涣与高适、王昌龄到旗亭饮酒，适逢梨园伶人唱曲宴乐，三人便私下约定，看伶人演唱各人所作诗篇的情形定诗名高下。当三个伶人分别唱了王昌龄两首诗和高适的一首诗后，王之涣指伶人中最美者说：“此子所唱，如非我诗，终身不敢与诸公争衡矣。”该妓果然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三人大笑，饮酒竟日。这就是有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此事未必实有，但却说明此诗在当时已成为传唱的名篇。
3.“唱和诗词”因创作内容相连属，在创作时间上往往距离较小，但也有“和古”之作。如前面“文学史”部分提到的贾至与杜甫、王维、岑参等人的唱和之作，“刘白”“元白”以及“艺术性”部分提到的“二王”唱和之作，都属于时间距离较小的唱和之作。而《西昆酬唱集》中的作品以及苏轼的“和陶诗”，就属于“和古”之作了。
4.“唱和诗词”多为交流思想，表达友谊，切磋技艺，催发诗情，或渲染气氛，虚张声势而作。题材相对狭窄、雷同，作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许多“唱和诗词”我们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全然不知。如唐朝诗人韩翃与友人程近唱和而作的《秋夜即事》，韩诗更为人称道；“元白”唱和而作的五十首“新乐府”，白诗更为流行；陆游与唐琬唱和而作的《钗头凤》，“陆诗”更为流行，而“唐诗”却鲜为人知。附：《酬程近秋夜即事见赠》（韩翃）/长簟迎风早，空城淡月华。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节候看应晚，心期卧已赊。向来吟秀句，不觉已鸣鸦。/这首诗是作者家居时和友人的酬唱之作。诗中描写秋夜景物，不但有色，而且有声，具有一种清淡之美。为了酬诗，竟忘了睡觉，可见友情之深。而对于那些全然不知者，我们也就无从论及了。
5.“唱和诗词”有别于“同题”之作。前者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勾通，就是“和古”之作，也往往是建立在与古人情趣相投的基础上。读者往往能从作者们的唱、和诗词中寻找出他们相同或相近的人生情趣。后者则追求题材的相同，在形式上和表达思想情趣的相关性上，都不象“唱和诗词”那样有“形影”相随般的效果。如：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同题词作《唐多令·咏柳絮》（林黛玉）和《临江仙·咏柳絮》（薛宝钗），就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唱和之作”。现辑录展示如下：
《唐多令·咏柳絮》（林黛玉）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毬。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临江仙·咏柳絮》（薛宝钗）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白居易有“醉听清吟胜管弦”语，虽然“诗词唱和”受时代气氛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但纵观我国文学史，文人雅士不失时机的诗酒交欢和往来酬唱，仍然给他们的人生平添了许多动人的情趣，由此产生的大量“唱和诗词”也当之无愧的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道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