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是说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1952年五反时，上海工商界许多人不堪屈辱而自杀，跳楼与服毒最流行，跳黄浦江最不明智，因一旦遇救会遭更残酷批判，即使死了，万一尸首漂失就会定为失踪，家属会有帮助逃跑的嫌疑。为不给家人找麻烦，自杀者总在遗书中痛骂自己并歌颂人民政府。
陈毅对此表示：“我不懂为什么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而不肯坦白。”当局曾采取紧急措施，如公园、江边、高楼顶上均有岗哨，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者，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包括大小便也要跟踪。
卢作孚
（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民生公司创始人，航运业先驱，白手起家。1938年曾不顾日军轰炸，抢运后撤人员和迁川物资，导演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抢运150余万人、物资100余万吨，因遭日机轰炸牺牲100余人。1950年携大批轮船回大陆，此后生意寥落，后来申请1,000万贷款，遭拒。于是员工掀起轰轰烈烈批斗运动，要求卢作孚将船卖掉发工资，卢作孚自幼养大的义子出面揭发，说卢曾搬了船上的两只沙发回家，是为贪污，卢作孚不堪侮辱服毒自尽。
在五反期间，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卢作孚的得力助手郑璧成先被关押后被除名，邓华益被“资遣”，有两人被处决，包括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
晏阳初曾说：“卢作孚是个完人。”梁漱溟说卢作孚:“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卢作孚这位爱国民族资本家一生简朴，埋头实干，得历任政府尊重。
武百祥
著名民族资本家，在哈尔滨创建同记，十分简朴，每日步行上班，不纳妾不嫖娼，后在同记推行股份制，给员工分红，并修建职工医院、浴池、运动场等福利设施。在家乡开办学校。1955年同记改为公私合营，“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时提出应定息18年，武百祥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残酷批斗，八十多岁的他自缢身亡。
武百祥只读过5年私塾，没什么文化，后自己苦读，甚至还学外语，总算能够自己写一点东西，言辞达意。“九一八”后，武百祥亲自动手写出题为《倭奴寇我东北》长千余字的传单，印刷几千册，呼吁哈尔滨各界同胞联合起来抗日救国。
郭琳爽
中山人，父辈在香港创办永安公司，他曾任上海永安总经理，将之发展成中国最大百货企业，抗战时带头销售国货、抵制日货，并组服务团救护难民，大量捐献物资。
1949年未赴香港，1956年永安公私合营，1966年变为公有。文革时被关入牛棚并被抄家，财物洗劫一空，70岁的他遭批斗殴打，1974年因病去世。1966年，这位上海首富前往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统战部让他回去参加文革的电话，匆匆赶回，结果一回来就被中学生抄了家。郭琳爽爱好玉器，珍藏百余件，全部被砸毁。他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家私全部献出”，但仍遭批斗。
冠生园
2006年，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百强公布，冠生园居食品商号榜首。其创办人冼冠生，民族实业家，从上海的一个地摊小贩，摸爬滚打成为上海旧时四大食品公司之一的总经理。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被诬犯有“五毒”，冼冠生遭遇侮辱逼供，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康心如
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一诺千金，在动荡中筹款供平民储户取现逃亡。1949年后以私人积蓄维持银行运作，次年被迫停业，康心如1957年打为右派，大量财产被夺，文革时工资停发，医疗报销单被退回，上写“滚你妈的蛋”，后被抄家，锅碗瓢盆换洗衣服都被搜光，1969年底凄凉离世。
康心如声誉甚佳，国民政府发行银圆券，货币波动大，他便规定，凡存银元的储户都写做“圆”，存纸币的写做“元”，将来储户取钱时，存银元的一定给银元，避免储户受货币贬值影响。
蔡叔厚
拥有钱庄煤矿电机公司等大批产业，为中共制造首批无线电发报机，曾掩护叶剑英等大批党内人士，被称作“党内孟尝君”，还在国民党内发展多名中共卧底，获大量情报。蔡叔厚1949年后将所有财产充公，只领一份工程师工资，文革被投入秦城监狱，成无人审问寄押犯，喊着“冤枉”死去。
董健吾
上海青浦首富董家之子董健吾，将家中所有财产全部做为党费上缴，然后又继承了姑妈的大笔遗产，也全部上缴。钱还有得剩，就办幼稚园，收养了毛岸英、毛岸青 与毛岸龙等幼儿。中共建政后，1955年因“潘扬事件”被逮捕关押，在美国人斯诺来华，求见董健吾，才使他处境出现转机。但文革时再度遭到批斗，日后病危 时被医院动员“回家”，直到斯诺再度来华，同样求见他，才被送回医院治疗。但没等斯诺到上海，董健吾就去世了。
结语
在经过工商改造、公私合营后，中国的老字号都变味了，有老人说：以前全聚德烤鸭要片108片，每片都有皮有肉，不知道现在谁吃过这样的烤鸭？以前狗不理包子18个摺，现在谁见过18个摺的包子？在中国社会消灭了私有财产，夺取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财产，消灭了他们的肉体，同时，也断绝了中国民族资本家所传承的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却摇身一变自已成了强权的资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