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至9月，一个由英国著名电视制片人凯西和爱德华等数人组成的采访拍摄团，深入了中国北京，大连，重庆，香港，和东南亚某国，以及多伦多，足迹遍及薄熙来和谷开来等人生活过的地方，采访了许多知情者，搞清了海伍德之死的来龙去脉，目前已完成外景拍摄和人员访谈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后期制作程序，9月底，制片人爱德华来到多伦多，与我合作了两天时间，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我在米湖钓鱼，此间，爱德华心情非常好，谈及这部影片第二部，也是第一部采访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情者的新闻记录片，他相信片子不错，将在海伍德过世的一周年那一天在英国首次公开播放。
策划和创意在加拿大完成
今年二月六日，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后，特别是薄熙来被停职之后，许多外国电影电视制片人，专程来到多伦多或通过电话，电邮找我，提出要拍摄有关薄熙来的新闻记录片，大都声称找到了赞助商或播放台，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等等，我选择了其中的一家，虽然她不是很有经济实力，但以前曾当过记者，拍摄过比较好的记录片，做事比较坦诚，但她根据以往的经验，对能否顺利进入中国，实地采访有关薄熙来的知情人，信心不足，他们担心受到干扰，甚至忧心被抓捕，趋逐，暗算，我耐心鼓励她，不仅提供了采访名单和线索，而且建议他们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只采访与薄熙来和谷开来有关的事，不涉及他人，用改革和改良的比较温和的观点统领和贯穿情节和人物，让中国待变的主题思想在其中自然流录，所有被采访的上了镜头的人，必得经过本人同意，凯西说试试看，说不定忙乎半天，前功尽弃，因为在中国实录类似电视题裁非常困难，既使官方不加限制，也会有公民自律，而记录片生命线就是人物，何况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我还是给她打气，我们拟定了详细的采访计划，她说，好在薄熙来的知情者在多伦多，没谁比你了解的更多，我说未必，他们不敢讲而已，等中国民主化了，讲得人会非常多，但那时这个题材也没人感兴趣了。于是我们决定抓紧时间拍摄。
李俊给了他们信心
凯西一再强调第一个镜头非常重要，不仅是片子成功完成的开始，而且会给拍摄者增加信心，今年4月，她在多伦多先期对我进行了非正式的采访，为我所知道的有关薄谷和海伍德的故事所震惊和吸引，她说，以前拍过许多记录片，像我这样熟知中国各级官员和体制特点的人，绝无仅有，她相信以我为主线谈及薄谷是最恰当的，但我建议她首先采访李俊，我只是了解在大连及辽宁时的薄熙来，而李俊了解重庆时的“薄泽东”，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完整，困难是李老板正身处险境而逃难，流亡中的人不便接受采访，此前我曾帮助过几位记者去采访藏身东南亚的他，也经常接听他的电话，但我发现，许多西方人只是通过懂英文的中国人了解中国，一些所谓专家连常识性问题都不知道，有人出于私利。故意编造一些情节误导老外，比如，没几个研究中国的外国专家知道是我冒着风险第一个报道李俊的，所以，凯西通过我找到李亲自与其交谈，再通过他了解重庆黑打内幕就非常重要，做到这一切必须首先保证李俊的安全，我和李交谈了几次，也与英国制片人商量了保密的办法，于是很快她和同事见到了李俊，考虑到他还是通缉犯，这里不能透露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个披露薄熙来打黑“黑打”，抢钱买官和拉拢军队的人，不是我，而是李俊，我只是文字表达者，无疑地，李俊接受采访，甘冒风险，为他们提供了第一手的唱红打黑证据，也给了他们拍摄成功的信心。
找到了薄熙来住过的别墅
此前，大连的一位素不相识的网友，与薄及其下属有过交往，深知两面派薄谷的本质，自言愿意给予帮助，并称不怕政治风险，但一旦英国制片人到了大连，他却去了鞍山，凯西误以为临时有变，他故意回避不见，但我与这位网友交谈过，是因为他的父亲患病，他去照料，而不巧又遇大暴雨而道路不畅，被困在外地，不能回大连，这使拍摄人员非常扫兴，我原先拟定的几个遭受薄熙来迫害的人，都婉拒采访，张永祥还在办理他的饭店，连影子都找不到；韩晓光的弟弟还在打理他的酒店，但不敢接受采访，凯西想住在里面，都没有房间，夏天是大连旅游旺季，既便住进去了，也见不到韩老板，当然，他的亲友也拒绝提供他的情况；至于原大连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伟杰，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她早在上个世纪已从人间蒸发，如同许多记者一样，没有人能找到她，甚至众多知情者也退避三舍，虽然，薄已垮台，但大连人还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用政府抓捕，警告，知情人都在拼命赚钱，没人愿冒风险协助英国制片人工作。
凯西他们一行多人下榻在中山广场一家小旅馆里，去大连旅游的人太多，他们找不到价廉物美的住处，他们不像生意人，越努力越赚钱，而是有时越努力越赔钱，也可能搭上命，但这一次有点庆幸，他们没受到公开的干扰，也许从进入中国那天就被有关部门盯上了，但他们还没发现异常现象，都感到庆幸。
我在多伦多打电话，告知他们一些知情者的详细地址，并由网友给他们安排了英文翻译，但不知何因，她自己找了一位略懂中文的女士，她是台湾人，不太了解中国，更不了解大连，所以，他们走了很多冤枉路，也没找到更多的，具有纪念意义和拍摄价值的地方，但还是录制了一些场景：2000年5月我与薄熙来最后见面的地方-----大连宾馆的一楼卫生间；薄熙来在星海湾百年城雕留下的铜铸脚印；设在金石滩的铜牛；星海广场的华表；市政府的大楼，等等，而且他们非常幸运，采访了我中学的老师王志馨，她今年80多岁，她开办的一家叫小问号的学龄前学习班，就是在市府广场的对面，她见过薄熙来，和他有合影，制片人拍了片子，我的老师谈及我与薄的斗争，也谈及她对薄的印象的转变，以前她很崇拜他，薄也在一个公开场合接见了他和学生及家长，总的表面印象不错，但后来她为住房和退休待遇找过他，给他写过信和见过他的秘书，但什么也没办成，她的上访信被退到教育局，问题不仅未解决，还遭到了打击报复。
王老师对制片人说，我拥护胡锦涛，把薄熙来抓起来是对的，因为他是一个讲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这样的官员危害性还大。
此间，参与摄像和场记的人以为，无人知道这次拍摄，但他们不会想到，王老师受到家人的提醒，在记者来到之前，已找人请示公安人员，可否接受采访，不料警察很坦诚，说，只要不涉及政治，就没事，你自己定吧！于是，王老师第一次上了制片人的镜头。
在大连，他们没找到其他的敢于接受采访的人，不过乘坐出租车时，他们私访了几个司机，有的说薄熙来能干和果决，有的说他霸道而贪婪，总之，大部份民众喜欢他，觉得他虽然贪点，但把大连搞得很漂亮，也出了名。
除了采访我的老师王志馨，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薄熙来上个世纪住的别墅，它在中山区八一路的中夏花园里，是一栋靠海边的二层小楼，英国制片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但保安不让进，为了拍摄它，他们急中生智，花钱住进对面一家酒店，在窗户和阳台上拍摄了外景，我说，不知道这楼现在属于谁，但90年代中期，薄市长确实在这住了很久，它的隔壁是辽宁画家宋雨桂。英国记者说，当中国老百姓许多人买不起房子时，他住得如此豪华，还声称没任何财产，这就是证据，证明他在说谎。
只有方迪不怕
在中国西南城市重庆，英国制片人拿着我的一封亲笔信，去见香港《文汇报》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王长富，凯西告诉他，我转赠给他一幅书法作品，老朋友很热情，但婉拒了接受采访的请求，他与当地很多记者一样，正在竭尽全力拉广告，但做新闻只能唱赞歌，更不敢公开谈论薄熙来，英国记者不理解，怎么薄熙来倒台了，大家还怕他。我对她讲过，体制未变，换了谁都一样地使人恐惧。2006年获释后，我曾给王主任打过电话，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去重庆，令我感动，以前我与他平级，他在重庆，我在东北，开会时常见，但我没时间去山城，现在有时间却没路费，我正在筹划，再与其通话，他态度变得冷淡了，我立刻知道，我们交谈的电话已被监听，他不得不接受官方的警告，随后互相失去了联系，2007年薄熙来去重庆，他也许庆幸没与我久别重逢，现在他可能深感遗憾，未与我叙旧，又出尔反尔，令其良心不安，但不论如何，我都理解他，他没帮英国记者什么忙，但表达了对我的关切，已令我感动。
在重庆，没朋友帮助她们，英制片人就自行找到了王康，本以为稳操胜卷，但不料，他在电话里一口回绝了访问，很奇怪，大名鼎鼎的王康，也不同意与其见面，这与此前他高调批评薄熙来的表现不同，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同行，利益发生冲突，王康自办了文化发展公司，正在与美方某公司合作，拍摄一部有关薄王的电影，同行是冤家啊！
后来，他们找到了因发表“一坨屎”的顺口溜而被劳教的方迪，他和李俊一样勇敢，接受了他们的采访，还同意上镜头，他们离开重庆那一天，方迪要去劳教所看望儿子，他曾因为替父亲申冤呼吁而失去了自由，至此没有释放。
我对爱德华说，他是电话接受我采访不久后被王立军亲自下令抓捕的，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也判了两年劳教。为此我时常心中不安。
与此同时，爱德华还住进了南山假日酒店，他说，海伍德死前住的房间，走廊，大堂，以及楼房外景都拍摄了，他一边拍摄，一边想，海伍德不是一个聪明的商人，更不是情报人员，他明知道因威胁薄瓜瓜而受到怀疑，憎恨和追查，为何还去重庆，住在这样一个神密的地方，我说，只有一个解释，他与谷开来关系暧昧。爱一个女人会做出蠢事。
偷拍了海伍德位于北京的豪宅
在北京，爱德华采访了著名律师李庄，但只允许十分钟，另一个律师伍雷只是声音交谈，没上录像，总的感觉，大家心有余悸，连香港的一位资深媒体记者也是这样，所以，在北京和香港的访问不太理想，不过，英制片人最得意的故事，还是拍摄到了海伍德的豪宅，也就是目前住在北京近郊的王露露和两个儿子的家，它是一栋装修豪华的高档别墅，位于北京风景优美的安静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很多中国富豪，但自从海伍德死后，许多记者都在寻找它，并想采访王露露，爱德华说，他也被拒绝了，被逼无奈，他假冒购房者，迷惑了该别墅的一个经纪人，被获准进入小区参观，他拍摄了豪宅，成了珍贵的资料，虽然，海伍德声称靠薄家没赚到钱，但他的房产显示，这位英籍商人非常有钱，这栋别墅价值上千万，王露露对先生之死保持低调可能与经济问题有关，此外，她的两个孩子的安全也是考虑的大事，他为电视片没有王露露接受访问的镜头而感到遗憾，他猜测说，王露露卖楼是为了离开中国，她期待开始新的生活。
谷开来有两套公寓
爱德华说，他们还在英国伦敦找到了谷开来的两套高档公寓，一套是2003年买的，一套是2010年买的，前者花了30万英镑，后者70万，这是专为薄瓜瓜住而购置的，这彻底戳穿了薄熙来在2012年初的“两会”上的谎言，他说，他和太太没有任何财产，实际上他们有巨额财产，大都在儿子瓜瓜名下，但藏身美国的薄瓜瓜找不到了，英制片人没有追到他的踪迹，但从一个香港记者手里拿到了照片，显示一套公寓是他曾租用的，他说，这个记者因为曝光他而受到了警告，当时有许多关于谷开来的传闻，真真假假的一时不便鉴定，但有一条是假的，有两个保安说，他们受雇保护谷和海伍德，有中国人曾去暗杀他们，但爱德华把那两人的照片交给该公寓的原房主看，他说没见过他们，可能为了赚钱，一些人品不好的英国人，故意在说谎，以便从深挖猛料的记者身上要钱。因此，他们没有采信这一细节。
最有权威的人士是死者海伍德的母亲，但她坚决拒绝了制片人的采访请求，爱德华说，她儿子死了，他的家人不肯露面谈论，太奇怪了，可能与薄家收买和官方要求有关。
湖上垂钓是最轻松的结尾
如同我的文字狱悲剧故事一样，先是艰辛，后是顺利，爱德华和凯西等制片人决定此片最后一个镜头，是我在多伦多的米湖泛舟钓鱼，这个创意很好，来自凯西的构思，我经常去钓鱼，多伦多湖里的鱼很多，但上船一般只能在周末，2012年9月23日，我和两个朋友驾车先去接住在小旅馆里的爱德华，他是一个黄头发的年轻人，大约三十岁，还没结婚，他说自己总出差，把女友整跑了，现在是单身，却乐得逍遥。他父亲是商人，母亲是记者，他把拍片当成乐趣和工作，原因是喜欢每天太阳是新的，他拍过阿富汗，叙利亚和印度的故事，中国题材还是第一个，他告诉我，有时拍节目很危险，这次最轻松，他在米湖的船上看到了沿岸的美丽风光，惊叹加拿大生活的安逸宁静，他说，他没钓过鱼，不知道伦敦的鱼多还是多伦多的鱼多，不论如何，你的幸福晚年生活与薄熙来不可同日而语。
那天，我们很快找到了最佳的钓点，我下钩垂钓，他拍摄了太阳鱼上钩的镜头，但不知为什么，与以前比较，鱼不太多，还都是小小的，都被我放回水里去了。。。。。。拍摄结束后，我们又驾车把爱德华送到了皮尔逊机场，临分手时他说，这是最轻松快乐的一次采访，他下机后要直接去办公室，立即开始剪辑，后期制作，因为时间很紧，他们必须在11月14日播出。也许这是最完整和最权威的一部表现薄谷事件的新闻记录片。
2012年9月26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香港《前哨》杂志2012年11月号首发。
万维网《姜记者博客》10月26日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