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文革前发表文艺纪要后，敏感的郭沫若马上宣称要烧掉自己的所有著作，在日本引起巨大震惊，文人谴责郭表态比秦始皇还可怕。他们不了解毛泽东逼迫文人自残的暴政远超过秦始皇。
郭沫若曾在日本读书生活，在日本知名度很高，并娶了日本妻子佐藤富子（后改名郭安娜），生了五
名子女。图为郭沫若旅日时与妻子安娜和子女。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提出明朝海瑞，大赞其骂皇帝精神，要求干部要有海瑞批评皇帝嘉靖的勇气。毛泽东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注一）毛泽东为什么要特意推荐《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和周恩来看？
毛再次策划“引蛇出洞”伎俩
众所周知，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曾积极反对“冒进”政策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甚至是侮辱，对“大跃进” 其内心也不可能赞成。而彭德怀对于“大跃进”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跃进’而是‘大生产’。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后，他才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但对各地所放出的高产卫星仍有怀疑，对当时的左的现象也有所忧虑。”（注二）
彭德怀之“怀疑”与“忧虑”以及周恩来的“反冒进之前科”是毛泽东的心病。尤其是彭德怀这位耿直而桀骜不驯的元帅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湖南考察，在其故乡乌石看到了共产风之下弄虚作假现象，佐证了他的怀疑与忧虑。依彭德怀的性格，他的考察结果不可能吞进自己的肚里秘而不宣。随着大跃进引起的恶果扩大，党内怀疑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的人士势必增加。这正是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骂皇帝，可以断言这是毛泽东在五七年反右之后，再次使出“引蛇出洞”卑鄙伎俩。
但是，在反右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北京副市长吴晗不知有诈，紧跟和积极响应领袖的号召，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最终还写出了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九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海瑞的扮演者马连良时还说：海瑞是好人。毛的这些言行都在鼓励人们继续歌颂海瑞，那时提倡海瑞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郭沫若也挥笔歌颂过海瑞：“生前身受人折磨，死后墓为人护摄。”
当然，吴晗、郭沫若等并不知这又是一场“引蛇出动”的阴谋。一九六三年底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上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一九六四年六月，指责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注三）
围剿海瑞意在宣示毛的皇帝地位
毛泽东的这两个指示无疑是一场围剿文人的预告，作为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不是不知道其中的严重性，毛泽东的这两次批示正是“引蛇出洞”收网的开始。紧接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史无前例文革的序幕，指责《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就这样不仅荒唐地宣判海瑞精神死刑，还无理地剥夺了吴晗的政治生命。实际上，无论毛泽东称赞海瑞精神，还是围剿《海瑞罢官》，都在宣示自己的皇帝地位。当把彭德怀当作当代海瑞时，毛泽东自然就成为当代的嘉靖皇帝。
其实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暴君的毛泽东还不如嘉靖皇帝，因为他连让人批评的雅量都没有。至于郭沫若，肯定了解毛泽东的为人，自然为曾歌颂海瑞而心惊胆颤。 但是让郭更加坐立不安的是次年四月，中共中央转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实际上是毛、江的纪要）中，毛特意修改、提到“国防文学”问题：“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的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注四）而郭沫若恰恰是这一“国防文学”的支持者，他当然察觉到毛泽东开始将自己当靶子了。
郭沫若心惊胆颤要“自焚著作”
面对来势凶猛的新一轮政治运动，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面对毛泽东的淫威，早已是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那个纪要发表之后第四天的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震惊中外的谈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可以说郭沫若这一态度，其内心肯定是痛苦的。尽管有人批评郭沫若丧失作为文人的应有精神，但是，在不服从不得食的毛泽东时代里，文人被剥夺了独立人格与精神。毛从延安时代就开始实施文化专制，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任何思想都被看作异端邪说，甚至包括马、恩著作。为了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只能做出羞辱自己，放弃自尊的事情。郭沫若的“自焚著作”谈话，就是要表达对领袖毛的绝对服从，完全皈依，彻底投降。古代有臭名昭著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二十世纪有毛泽东让文人自贱的创举。可见毛的治国策略以及文化专制的程度远高于秦始皇。
日本文人评郭焚书比秦始皇可怕
郭沫若主动“自焚著作”谈话，在他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日本引起了震撼。亲中的自民党政治家松村谦三、日本社会党政治家黑田寿男、日中友好协会的宫崎世民等欲前往中国直接向郭沫若了解真意。另一方面，日本文人对此表示了强烈抗议，还有一些准备出版郭沫若书籍的日本出版社也不得不推迟出版计划。可见郭“自焚著作”的谈话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福田恒存六六年五月二日《朝日新闻》上就郭沫若要“自焚著作”发表了感想，他认为一位思想家的著作不仅属于作者更属于读者的，作者没有权利禁止抹煞自己的著作。接着福田直接批评了郭沫若：“要焚烧自己著作的做法，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更加暴行，⋯⋯秦始皇仅仅是想消灭反对他思想的人，但是郭氏背叛了受他影响和支持他的人。秦始皇的恐怖政治虽然很可怕，但是郭氏的无责任感所显示的道德颓废却更为恐惧⋯⋯”（注五）
福田的指责主要是针对郭沫若个人的行为，他忽略了郭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他将郭的“自焚著作”行为看作是一种道德颓废，则只看到事物表面。因为生活在自由社会里的福田无法理解毛泽东统治的残暴程度，也无法了解毛是如何逼迫中国文人献出独立精神以换取苟延残喘的机会。郭沫若的“自甘堕落”是有浓厚的时代背景的，可以说那时的文人几乎都“堕落”过，无论是茅盾、曹禺，还是老舍、巴金都被迫充当过政治工具。他们是专制政治的牺牲品，同时还是被迫的“落井下石者”。批评他们首先应追究造成这结果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的政治责任。忽略这一点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极权下的知识分子是不公平的。
三岛由纪夫等强烈抨击文革
当文革的烈火熊熊燃烧以后，日本有一部分文人对于毛泽东的文革有过期待，也有过不切实际的歌颂，日本政界、学界围绕文革问题产生了分裂与对立。随着文革的升级，中国文人的命运更加悲惨，从郭沫若的“自焚著作”到老舍的自杀等等可以说深深刺激了另一部分日本文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安倍公房、石川淳等四位日本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在《东京新闻》上联名发表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声明〉。该声明强烈抨击了文革对学问艺术的绑架：（注六）
最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在本质上是政治革命。从百家争鸣时代至今的变迁过程中，学问艺术的独立性时时刻刻受到不同政治权力的肆意践踏，作为邻邦的文笔工作者绝对不可等闲视之。
作为艺术家对于这场政治革命，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态度。我们应该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立场，在此对压制学问艺术自由表示抗议，对任何旨在恢复中国的学问学术（也包括古典研究）应有的独立性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支持。
我们在此重申，学问学术的根本法则是不属于任何形态、任何种类的政治权力的范畴。同时我们坚决反对所谓“文学报国”思想或是形异质同的所谓“政治与文学”理论，也就是说我们一致反对最终将学问学术当作政治工具的思维方式。
三岛由纪夫等人的声明对中国同行丧失独立性表示了关注。但是，他们的要求对于中国同行来说实在是太高甚至过于“苛刻”，和福田一样对中国的现实缺乏了解。就说大家关注的郭沫若，他也有过不畏权力，勇于批判的精神。在民国时代，他发表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
黄炎培教训右派儿子黄万里
民国时代产生了一大批学者、文豪以及各种思潮的存在，至少说明当时文人的处境不差。郭沫若后来之所以变得“道德颓废”，恰恰说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人处境是极其险恶的。中共的盟友黄炎培对被打成右派的儿子，他能做的事情是与自己骨肉划清界线，他给中共统战部的信中写道：
我在六月十八日看到那天北京日报载黄万里写“花丛小语”，当时就认为这篇文字太荒谬了，是反社会主义的，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坚决站稳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地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将这严重错误快快地彻底纠正，不许再犯。
在民国时代，黄炎培与蒋介石做斗争时表现出不怕牺牲，无所畏惧精神，为何在毛泽东治下会丧失殆尽？其原因在于毛成功地将阶级斗争引进到每个家庭。毛将夫妻、兄弟姊妹、父子、母子等最朴素的亲情关系置于阶级斗争之下，旨在摧毁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亲情关系。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连最基本的亲情关系都不允许存在，那么，郭沫若“自焚著作”也就不是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事了。
注 释：
注一：袁小荣编著《毛泽东外出和巡视记事》上册，香港大风出版社，第756页。
注二：人民网《“横刀立马”的大将军—彭德怀(4)》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9250/240836/17424123.html
注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1页。
注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第26页。
注五：《福田恒存全集》第6卷 文艺春秋出版社，1988年3月，第172页。
注六：《三岛由纪夫全集》第35卷，新潮社 第5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