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生活的空间离真实有多远?李长春的话离真实有多远?这个大家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们不满，和中国人日常想象的情况差距有多大? 然后大家对莫言的同事们的这些态度看出来它离文明有多远?
栏目嘉宾:程晓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各方反应大不相同。大陆官方高调热捧，认为莫言获奖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接纳和认同，是中国国力提升的表现。而民间则对莫言获奖持批评态度，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不该接受的人。莫言本人则对获奖表示忧心仲仲，压力很大。今天的中国观察节目我们就请本栏目嘉宾，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来分析一下这不同反应背后的原因。
主持人：程老师您好!
程晓农：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主持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陆官方高调热捧，官方的所有各大网站都开设了专栏，报道和评论此事，将莫言获奖与中国文学得到世界认同、文艺复兴等联系在一起。中共负责文宣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11日在致信中国作家协会时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您怎么看李长春的这番话?获一个奖就能提升中国的国力吗?就能表示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接纳和认同吗?
程晓农：我看到了李长春的这番表态感到很可笑。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主管宣传工作的，这位同志是如此的无知，他好像事先完全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情况。文化部还有中国作协似乎也没有向他汇报有关情况，以至于这位政治局常委说出来的话令人觉得，如果不说喷饭的话，也让人觉得忍俊不禁。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他认为莫言的小说获奖，是中国得到世界文学界承认，这个说法本身就极其荒谬。因为他这个话里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代表着世界文学界。我觉得这位李长春同志可能大概从来不读书，他大概也没看过什么文学作品，他可能只看人民日报了。其实，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只是瑞典这个小国的一个文学评论机构。谁能够说瑞典的这个文学评论机构代表世界文学界呢?
我昨天在德国之声网站上我就看到了德国一位汉学家叫顾彬，他就明确的批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说他们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经常会颁发给不该接受的人。虽然他没有点名说莫言不应该得奖，但是，他批评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这位顾彬先生也是德国的一位有名的汉学家，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位顾彬先生的看法不代表国际汉学界的看法，就是他也是看法中的一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其实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这世界上就不存在一个能够代表全世界文学界的一个权威机构，来对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做出很高的评价或者给予贬损。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机构。
也就是说瑞典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代表的是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那么，他们这个机构有多少人?这机构有多大的广泛性?这一点其实也是值得讨论一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是怎么回事。
诺贝尔文学奖是由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委员会颁发的。而这个委员会是由瑞典的文学院组成的。瑞典文学院是瑞典的一个很小的文学评论家们组成的一个小小的机构。这个机构一共有多少人呢?十八个人。这十八位只是瑞典的文学界的人士。我们知道瑞典是一个不太大的国家。一个不太大的国家通常不会有很多，很大的一个文学评论圈。
那么进一步去看，这个瑞典文学院他们关注的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多达四、五十种语言。也就是说，这十八个人的兴趣是非常广泛的。他们可以考虑阅读评论的作品，可以来自于4、50种语言的。那么是不是这十八位文学评论家都是一个人能读二、三十种语言呢?实际上不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主要是以瑞典语为主的。其中大概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读德文，有一部分人能读法文。当然英文很多人大概也可以读。但我相信能懂中文的，在这个圈子里，顶多一个倒两个。而且也只能是初步的阅读，不见得能用中文写信。那么这样的话，这种中文程度通常他是不能够充分理解中文作品本身丰富的文学意涵的。
这种情况下，瑞典文学院当他评价的时候，他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翻译作品。就是如果有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如果最好也能译成瑞典文，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方便评论委员会的人阅读。如果你只是英文、法文、德文这几个通行的语种之外的文学作品，而把文学作品的原着，以他的母语写做的作品，拿给他们，他们基本上读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很大程度上，哪一部作品能够获奖，取决于这部作品本身能不能够翻译出来，翻译的译者有多高的水平对中文著作或者是其它语种的文学作品的理解程度达到什么状态这是非常关键的。迄今为止，在瑞典大概一共翻译过二十部左右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一位叫虹影的作家，那是中国的一个女作家，专门以写情色小说著名的。还有莫言有三部小说被翻译成瑞典文了。此外，像余华的作品还有其它一些作家的作品也有被翻译过，所以加在一起共有二十部。
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译者想翻译一部外国的文学作品，她首先需要考虑读者的兴趣，不是中国的读者，而是瑞典的读者。那么，现在国际社会读者们的兴趣是什么?不光是瑞典的读者，其它国家读者兴趣是什么?其实，从瑞典文学院给出来的对莫言小说的评语已经看出来了，他们用了一个比较优雅的词叫做：魔幻现实主义。意思是说，莫言的小说在相当程度上采用了以前的一些幻想，还有动物拟人化等等方法，来介绍中国的一些问题和情况。
这个说法说的比较委婉，用的是文学评论的术语，一般人不一定很懂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其实，国内的人如果看过莫言的小说应该知道，比方讲，他的好几部小说，除了《檀香刑》那部是讲刽子手杀人的，那是血淋淋的。还有一部是谈《生死疲劳》，他讲的是一个地主被斗死了以后怎么投胎成了驴子，成了其它动物。然后从动物的眼里来看人民公社、看土改，看大跃进等等。这个写法可以把它说成是叫做荒诞不经。因为莫言他并不愿意用人的眼光去评价和描述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因为那样的话就变成白描了，而且党也不容忍。于是他就改用动物，所以这头驴子就以拟人化的角色出来。比方讲，当它被县长骑过一回以后它觉得很光荣，因为领导骑过它了，为县长服务了。像这样的话，中国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也很奇怪的中宣部没看明白，包括如果李长春同志读了他也没读明白，因为他们就有这么一点水平。但是不管怎样，这部小说不是所谓比较直接认真的严肃的描述现实过程的作品。它和余华那个《活着》那部小说相比，余华那个是属于比较严肃的直接的描述，人在文革的时候是怎么卑微的活着。后来改编成电影了，很多人也看了。但是，莫言的作品好像很难改编成影视作品。因为它不是荒诞不经就是血淋淋。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作品反而在国外能够有机会翻译成其它语种。比方莫言小说，美国有一位英文的译者非常敢兴趣，已经帮他翻译多本了。这里是中国的读者和听众可能很少了解的，就是对西方而言，现在的书籍的出版已经在互联网时代大大受到了遏制。所以现在书籍对很多人而言已经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管道。因为通过互联网，可以很方便获得各种知识。那么，书籍成了什么用处呢?多数人买书，是为了在厕所里，在枕头边，还有比方讲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地铁里打法无聊时间用的。那么，这时候什么样的作品最受读者欢迎，大概有几类。一类是本国的所谓的侦探小说，特别是稀奇古怪的档案小说，因为这些小说永远吸引人。中国有个杂志叫《译林》，它就是经常把世界各国的侦探小说译过来，然后介绍给中国读者，中国读者同样也喜欢。
另外一类小说特别受到欧洲读者的欢迎，就是对欧洲读者来讲，他们很喜欢一些介绍东方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个带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而又多少荒诞不经，还有稀奇古怪的一些事。这是他们比较欢迎的。当然如果小说里面再带上情色，带上杀人或者讽刺、挖苦、调侃这些都是他们很喜欢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读者把它作为一种娱乐手段，在欢迎这些文学作品。那么，相反的，很严肃的文学作品不见得很受欢迎。
比方讲中国的伤痕文学，在中国人看来很严肃，里面包含着很深的话题。比方讲，文革该不该?共产党到底错没错?应该对共产党原谅它犯了文革的错误还是不应该呀?象这样大的话题在伤痕文学里反复的探讨，但是这种话题通常是西方的读者并不太感兴趣的。因为他们体会不了中国人经历过文革以后那种非常悲痛的心情，那种生活对他们来讲太陌生了，而且对他们来讲也不具备多少刺激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作品能够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它是有一些特定条件的。不是中国作家写给中国人看的作品，西方读者都一定喜欢看。那么，西方读者不喜欢看的作品，他就有可能找不到翻译者，没有人翻译这本书也就没办法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里得到评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有很多偶然性。
而且讲到现在我们才回到一开始讲到的一点，就是瑞典文学院是瑞典的一个十八个人组成的机构，都是瑞典人，没有外国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它代表的是瑞典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圈的一些观点，它甚至不代表隔壁另外国家挪威的，更代表不了德国的。我刚才也提到过，莫言获奖以后，德国的汉学家马上就提出批评，而且指责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经常把奖发给不该接受的人。那么也同时说还有很多该接受的人没拿到。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者瑞典文学院，它只代表它自己，代表他十八个人。如果用李长春这位官员的话来看的话，把十八个瑞典人的观点说成是世界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评价，这个好像有点过于牵强和无知了。十八个瑞典人的观点，就是他们自己的观点，连隔壁国家都代表不了，更不要说代表整个欧洲，也更谈不上代表其它国家。这也就是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以后，它在西方国家的媒体上根本就没构成一条新闻。因为对很多国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只是瑞典发生的一件事情，它并不是世界性新闻，也不具有世界性新闻价值。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是瑞典文学院的一批人的看法。他们喜欢某些文学作品，所以把奖颁发给他们喜欢的作者。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十八位瑞典的文学评论者，他们喜欢一些作品，这是作为文学评论者而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它和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关系吗?
我们知道，从事文学行业，特别是文学评论行业的人通常不太关心国际政治，或者说他们也不是政治经济社会这些问题的专家，很多问题他们也不懂。既然他们不懂，又怎么指望他们去了解中国的综合国力到底是什么样呢?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我相信如果现在举行一次访谈，请这十八位先生谈谈他们对中国综合国力的了解，我相信回答一定会让人啼笑皆非。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文学评论家。你让他评小说、诗歌也许他还能说出点儿一、二、三、四，而且他也不熟悉世界各国的诗歌小说，他可能最熟悉的还是瑞典本身。这就好比说，我们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一个研究员拉出来，或者是中国任何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拉来，说你给我谈谈看，中国综合国力多少年来它的演变标准，然后它和其它世界各国综合国力怎么比较，我相信这位老师只好败下阵来，因为他一窍不通，那不是他的行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该把瑞典文学院对中国的一个文学作品的评奖看作是有什么深刻、伟大、深远意义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文学界的事件。
主持人：尽管莫言获奖得到了官方的热炒，但在民间却颇有争议。在莫言获奖之后，各路媒体挖出了他以前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比如，他曾写诗赞同薄熙来重庆的唱红打黑;还有他不仅参与抄写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获奖后被问起还表示不后悔;获奖后呼吁释放希望中共改良的刘晓波，而不提由于完全抛弃中共体制而被中共完全封闭的、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的得主高行健。中国许多人权活动家认为，莫言不配获奖。外界则质疑他这次获奖背后一定有共产党的支持，因为莫言获奖，对中共十八大有冲喜之效。您对此有何看法?
程晓农：如果说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这块奖牌，共产党是毫不犹豫的就把他接到手里了。所以这块奖牌现在首先是属于党的，而不是属于莫言先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各大媒体争先报道，共产党现在确实需要一些外界的掌声，那么这块奖牌尽管我刚才提到了它不过是文学界的一次活动。但是，对共产党来讲仍然很稀缺。因为它现在在国际社会相当孤立，它对中国老百姓人权的侵害在国际社会是经常遭到严厉的指责。这种情况下，难得有一点好消息，这一点党是舍不得扔在一边的，一定会拿来大做文章。而且它一定会夸大其辞的，把这个奖的价值大大的抬高，因为如果把这个奖的实际情况说明白了，它也不过是十八位瑞典人给他们喜欢的作品发了点奖而已。那么，我觉得共产党的欢喜就多少有点要打折扣。听起来很可惜啊。他们正笑容满面的为自己，等于是莫言在帮党往脸上贴金呢。尽管这不是莫言自己愿意的事，也不是他想这么做的，但是，党是毫不犹豫的做了。
其实，还有一件事，瑞典为什么会有这个诺贝尔奖，很多人可能在看它的时候不太关注诺贝尔奖的来历。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也就会知道其实也确实不应该把它看得太高。原因在哪呢?之所以会有诺贝尔奖，就是诺贝尔这个人本身是瑞典的一个可以说是科学家，他早年生活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因为那个时候的瑞典比俄罗斯落后，所以他去了圣彼得堡，然后从圣彼得堡回到了瑞典。他的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研究出了制造炸药的化学成分，因此获得了大量的专利，有很高的专利收入，因为一百几十个国家都需要他的研究成果。为什么呢?因为那是造炸药的。换句话讲，哪个国家想杀人就得找他。那么，同样的对诺贝尔先生来说，他虽然是通过这方面的专利获得了很高的收益，但是他内心其实也有很多内疚。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财产，他的收入也不太经得起道德方面的责问，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可都是拿别人的命换来的钱。那炸药如果杀不死人，那谁也不愿意买这个专利了。只有他杀死人了专利才会很受欢迎，但与此同时也就是说有人送了命。所以，诺贝尔先生在他去世之前做了一些安排，希望能够把他的财产捐来用作科学研究，也包括和平奖，这个就是诺贝尔奖的由来。实际上，我们坦率的讲，它是诺贝尔先生为自己的科学发明成果被用做屠杀目的的一种个人的救赎行动。所以说，它不是什么人类高尚的，为了普世价值，为了人权，为了世界伟大的目标而设立的，那是诺贝尔先生为他自己设立的。但是，它客观上有一些效果，但并不等于说，设了诺贝尔奖之后，这个诺贝尔奖的颁发每一年就必定是具有什么样的伟大意义或者是什么崇高的价值。是中国官方喜欢在一些事情上赋予大量的宣传，所以，很自然它们把诺贝尔奖也给宣传了。按照共产党的思维，加进了很多伟大的意义。刚才提到的李长春的说法就是这么一个很典型的模式，其实，它是个很平常的文学奖项。背景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情况，它既和中国的综合国力没有任何关系，它也不是什么世界各国一致公认的一项成就标准。
在中国大家对诺贝尔奖的价值看得非常之重，在其它国家大家是有不同看法的。当然，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因为不存在一个世界范围的统一的文学评奖活动，所以，这项奖项就成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对发展中国家文学作品的一个评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在发展中国家确实意义很大，但是，它在欧美国家文学奖的作用，其实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也各说各话。它也代表不了别人。而且，我相信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成员从来不会声称他们代表全世界，如果那样讲的话，可能会被嘲笑。
主持人：如您所说，中国人普遍对诺贝尔奖存在着一种神圣和神秘的感觉。认为诺贝尔奖就是以追求普世价值，弘扬人权民主理念为首要目的来考量的。但是，自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如今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人们开始感到失望。比如说这次莫言获奖，有人就指出，把诺贝尔文学颁发给一个受极权政府吹捧的作家，评委会的委员们头脑一定是发昏了，毁灭诺贝尔文学奖大概就在此一举。您对这个有何看法?
程晓农：刚才我谈到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成员的情况，其实里面暗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这些评奖委员们他们是瑞典文学界的文学评论圈的成员，他们个人对于其它国家文学作品的理解决定了他们喜欢哪些作品，愿意颁发给谁。他们不代表任何人，他既不代表瑞典政府，也不代表瑞典人民，瑞典人民也没投票选他们。他们的评奖过程，评奖的理由也用不着对瑞典人民公开，也不用对全世界公开，所以我们也不用去问，为什么你评张三不评李四，凭什么你给他不给另外一个人。就是这里没有什么为什么。原因是就他们自己开会讨论，他们觉得我们喜欢这个人，完了。这就好比说中国也有很多文学奖项，但如果不是官办的，而是民办的。那么很自然的，他找来几个评委，这几个评委爱评给谁就评给谁了。这里面没有什么评委必须要对国际社会负责，要对全体人民负责，没有那么高的背景。
至于中国的很多人，特别是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感到失望。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也同样是对瑞典文学院的历史和他们历年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缺乏了解。我查了一下，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到现在，瑞典文学院从来是不排斥对共产党国家和民主国家共产党员的作品获奖的。可以这样讲，从一九六五年到现在，四十年来当中，平均每七年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会给一位共产党员作家颁奖。第一位获奖的是苏联的肖洛霍夫，时间是一九六五年，获奖的作品是他那部《静静的顿河》。为此，肖洛霍夫同志多年连续担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的作家协会书记。他在政府内的职务和莫言同志相近，一个是作协主席，一个是作协书记，都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一九六五年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就已经给一个专制的共产党极权国家的文化官僚发奖了。那么此后，还给波兰的，一九九零年代给原来共产党时代，在波兰管理一个文学刊物的一个波兰女作家也发过奖，她也是一位波兰共产党员。而且她并不批评共产党，相反她帮助共产党，在波兰统治管理文化工作，是党的文化干部。
所以，一共从六五年到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当中有七位是共产党员。我们都知道，在民主国家或者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员在社会上人口中的比例是小的又小了。比方我知道，美国还存在一个共产党，总人数可能不超过一百人，也就是说在美国将近三亿人口当中，共产党员只有百把人。在欧洲，虽然共产党可能还有一点影响力，比如像法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也比美国多一点，但是绝对按人口比例达不到七分之一。也就是说，按作家的比例来讲，共产党员作家在世界各国作家的总人数当中也绝不可能达到七分之一，可能七十分之一都不到。那么这时候，拿这个比例我们就会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历届评选委员当中，看起来他们还是蛮喜欢共产党员作家，因为他们受奖的比例显然高出了共产党员作家在全体世界各国作家总人数当中的比例。就是我们如果把中国、苏联，还有东欧这些共产党国家的作家放在一边，因为这些国家的作家如果他要想混下去，他多半得和党合作，所以，莫言在中国的处境也没有什么意外的。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共产党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真的说非共产党员的作家都不如这几位共产党员吗?我不是文学评论家，我也没读过世界五花八门的文学作品，也读不了那么多。但是，我对这个现象是有点怀疑的。就是说，我不认为真的有那么多共产党员作家就值得获奖，那么只能说评委们对这一类的作家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偏好。或者说他们经常会对这样的作家表示念念不忘。当然，因为瑞典是一个民主国家，评委们有他自己的偏好，包括政治立场的偏好，比方讲，他愿意投票，投某个党。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谁也无法过问，也不能干预。那么，在评文学奖的过程中，这种偏好也不可避免的会带进他们的评审倾向当中去。
所以，考虑到这一层，我觉得其实应该反思的不是瑞典人，不是诺贝尔文学院的人，而是中国人。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要对瑞典的几个文学评论家有那么高的期待呢?现在看来，很多人是对瑞典文学院的批评，对莫言获奖的批评，反映了一种他们对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失望。其实，我在想的是，如果说大家多了解点情况，那么从一开始也许就没有这个希望，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失望。
主持人：莫言获奖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忧心仲仲，压力很大。一个在受政府这么吹捧，刚刚获得大奖的一个作家，为何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个心态呢?
程晓农：这是很有趣的事情，确实莫言接受采访时说了这番话。首先我觉得，只有他自己获奖这件事本身而言，如果就文学谈文学，谈不上该不该获奖的问题。就是他得奖了，有人喜欢他作品，正好这些人能够拥有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力，那么他们最后决定颁发给莫言了，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至于莫言的作品好不好，个人有个人看法。我们都知道，文学评论和科学研究不是一回事，它没有客观标准，它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带有个人情境想象的一种活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讲，自然就会有人喜欢他的作品，认为他该得奖，也有人认为他不该得奖。这个都很正常。那么，至于他该不该得奖，与瑞典文学院的政治立场我觉得恐怕也是扯不到一块去。因为我刚才提到，瑞典文学院政治立场从它多年来评奖的过程可以看出来，它多少有点偏左。所以，从它既定这个立场出发，它评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都不太意外。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刚才主持人问的，为什么莫言压力很大，忧心忡忡?这忧从何来?我分析了一下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大家仔细看一看互联网和媒体报道，对祝贺莫言获奖有来自各方祝贺，但是独独少了一部分人，那就是他的作家圈的同事们。至少全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有十几位，就这个圈子也和瑞典文学院那十八人的圈子差不多大小。他们中有一位获得了党高度认可的诺贝尔文学奖，怎么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全国作协副主席或者主席个人而不是公事公办的，给莫言发一个公开的贺电或者贺信，或者写一篇祝贺的文章登在某个报上或者刊物上，或者互联网上。发自真心的，诚恳的，热烈的欢呼，有吗?一篇没有。接下来就要问了，你们的同伴当中，你们的同事当中，有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你们如果认为是对中国文学界的肯定，你们应该祝贺才对呀，为什么闭嘴不说话呀。还有从党的工作角度考虑，党在高度评价诺贝尔文学奖，你们不应该站出来支持党吗?如果这个时候保持沉默，实际上是一种抹杀，是一种默默的抵抗，换句话讲，他们全都不高兴。没人高兴。可能这个才是莫言感到压力的来源，就是说这下子莫言惨了。他树敌太多了，不是他要树敌，而是别人把他树为敌了。所以，他感到忧心忡忡，感到压力很大。
党是高度赞扬的，所以不会给莫言压力，网上老百姓有各种批评，但这些也不会对莫言构成直接的影响。他唯一可能感到压力的，其实就在他手底下的那个圈子里。就是过去的朋友，过去的同事、同僚，一起开会，一起在全国作协工作的人。现在全都用沉默的对抗的态度表示了他们的不满。这个莫言以后还怎么混?
同时它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作家们都怎么回事?我们知道中国很多作家都盼着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人努力了半辈子了，但是莫言得到了。很多人落空了，而且还有可能有人想象说，这次莫言得了奖，大概若干年内，像自从高行健一九八九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十来年华人就没有得到过机会。所以这次莫言有了机会了，大概今后十来年华人又没戏了。那别人就得不着了。所以对很多人来讲，莫言得奖对他们来说是坏事，把他们的路给断了。这也许也是因素之一，我不太清楚最后是不是这样。因为现在已经有点晚了。祝贺信应该是在2、3天就公开发表才算数的。如果从现在开始，今后半年、一年，几个月以后哪位在中国著名的作家再出来写一篇祝贺信，恐怕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假了吧唧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莫言的个人生存空间里头，他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他比单位里头一个工人或者一个小干部领一份年终奖那压力好像还大点。所以，这里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人怎么去对待他人。中国人会善意对待他人吗?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它反映出了一个所谓的文明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很多人到国外旅行会发现，外国人的文明程度，包括台湾、香港人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大陆人。最近我看到有人写了一篇小小的博文，说他到美国溜达了一圈，然后总算明白了一条，说美国的犯罪都在电影里头。中国的好干部都在电影里头。
同样的我在想，这件事情给中国人留下的深思其实不仅仅是莫言的本身的作品问题，而且它折射出太多其它的事情。从中国各种人对莫言获奖本身的态度我们看出来太多的事。党中央是一个热烈吹捧，为了是给自己脸上涂金，把莫言的奖搁自己脸上了。批评共产党的人认为，诺奖的评奖委员会这些评奖委员们站的高度不够高，尽管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委员平常的高度是什么。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看到莫言周边的人给莫言带来什么样的压力。我想这些事其实留给中国人的思考空间很大。真正的值得大家反复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空间离真实有多远?李长春的话离真实有多远?这个大家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们不满，和中国人日常想象的情况差距有多大? 然后大家对莫言的同事们的这些态度看出来它离文明有多远?
高行健获奖的时候，中国人不敢说话，因为党中央正在全力以赴的骂高行健获奖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把它说成是和平演变的势力。我也不知道这股和平演变的势力怎么突然不和平演变了。如果现在把《人民日报》十三年前的那篇骂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文章颁出来，恐怕李长春也不能自圆其说。其实，人还是那拨人，很多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并没有换过。就是同样这拨瑞典人，当年他们评奖给了高行健，现在评奖给了莫言。同样他们也给了七位共产党员了，这就是他们的标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给中国人上了一堂课。
主持人：时间过的真快，我看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程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谈。
程晓农：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