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后，在西方学者的批评中，最批到点子上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他对“德国之声”说，莫言的作品没有思想，形式老旧，语言也差，他的东西“能把人烦死”（Mo Yan bores me to death）。
在此之前，顾彬也批评过另一个诺奖得主高行健，认为高的作品“很糟糕”。顾彬是第一个把高的作品译成德文的，对其作品相当熟悉。
几年前，顾彬还尖锐批评过一些中国的当红作家，指出那些所谓“美女作家”卫慧、棉棉等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
对于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姜戎（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的丈夫）所写的《狼图腾》，顾彬批评说，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让中国丢脸”。
对于莫言，顾彬当年就毫不客气：“莫言的《生死疲劳》(46万字）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出800页”，中国作家“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顾彬的结论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顾彬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质量做了这样的划分：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有很多上乘之作， 但中共建政后，中国再也没有伟大作家，当代中国文学多是“垃圾”。
他的说法遭到中国官方作家和评论家的抨击后，顾彬把其调整为：49年之前的中国文学是五粮液，现在是二锅头。
那么顾彬是不是有资格批评那么多中国作家、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总体的评价？从他的研究方向和成果来看，他可能是西方汉学界中最有资格的一位。
首先，顾彬跟马悦然不同。马悦然的专业是中国古文和方言，研究中国古籍《公羊传》《左传》等，是古文字专家。众所周知，古文和文学评论是两个领域。所以中国古汉语专家王力等不会被邀请去做“茅盾文学家”的评委（更不会是唯一评委）。而顾彬主攻中国文学，自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主编和翻译过《鲁迅选集》和二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 还出版过中国散文史、诗歌史等，2009年推出十卷本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被誉为“德国汉学界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详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评述。他研究的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
顾彬非常推崇鲁迅，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他对中国目前当红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等都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作品没有思想性，语言性也不高。他曾直率地说，“其他人有权利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这次对莫言获奖，顾彬在接受采访时说，莫言是中国作家中他批评得最厉害的一位，现在获奖了，他的观点也不会改变。他认为莫言的东西是靠写感官刺激（sensational）哗众取宠，“莫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自己的思想。莫言曾公开宣称，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顾彬说：莫言的小说不是集中塑造一个人物，而是写一大群人，而且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复地写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莫言的东西“烦死我了”，琐碎得难以读下去。这跟人们读高行健的《灵山》一样，也需要非凡的耐力。有评论说，高行健的作品应该放到“健身房”，做耐心训练器。现在又多了个莫言，一左一右，测试耐力、毅力，不被烦死不罢休的心力。
对于为什么是莫言获奖，顾彬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莫言找到了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的翻译特殊，不是逐字逐句翻译，甚至不是逐段翻译，而是整体rewrite，等于是编译。中国老一辈翻译家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曾说，“葛浩文的译笔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这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原来的中文。顾彬说，这也是不少中文小说是从英文版译成德文的。估计其它语言版本也多译自英文。
广东《南方周末》几年前采访葛浩文的文中说，“葛浩文与莫言的合作最愉快，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因为莫言根本不在乎葛浩文怎么译，莫言对葛浩文多次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葛浩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他（莫言）的小说里多有重复的地方，出版社经常跟我说，要删掉，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的人写的书。”
这里葛浩文无意泄漏一个天机：如把莫言原文照翻，那就是个不懂写作的人写的东西。
这种情形跟当年马悦然翻译高行健的书一样。高行健也是这种态度，你随便译，怎么删改、增加都可以。这是典型的伪作家的做法——反正你给我出了外文版就行，随便怎么改我的意思都没关系。
任何一个真正拿自己当回事儿的严肃作家都绝不可能这么做。昆德拉经常被翻译者乱译他的东西气得昏天黑地，最后自己去用法语写了。纳博科夫更是对他的早期俄语作品的英译亲自校对，回答记者提问必须verbatim（一字不差）地引述。当然，这个前提是他们自己必须懂被翻译成的文字。莫言不懂外文，即使看重自己的作品也没用，更何况不在乎。高行健会法语，他那几本书的法文版是怎么被“美化”的，他自己心里清清楚楚——如果他的法文不像《灵山》那么伪的话。
在网上查到一篇国内的硕士论文：“论译者文化身份对葛浩文翻译的影响”，其中就分析了葛浩文的这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为了向目标语读者全面传达源语作者的意图和思想，葛浩文采取了删减、增加、修改和归化等策略……因此成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学。”
顾彬认为，在中国，比莫言写得好的作家很多，但他们得不到葛浩文的这种美化翻译，甚至找不到英文译者，自然就很难有莫言这种（得奖）机会。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厄普代克该文是批评葛浩文翻译得不好，他以为中国名作家们的中文原文肯定要比葛浩文的翻译好多了！许多西方评论家、读者对高行健作品的评论完全类似：翻译翻得烂透了。他们同样以为能得诺贝尔奖的原文一定比英译好多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黑色幽默。
12年前我为了写评论，用了一生看书经验中都没有过的忍耐度，看了《灵山》的英文版的主要部分。那个烂翻译实在烂，但要比高行健的中文原版好多了！真是幸亏99.9%的老外们蒙在鼓里，否则中国作家得一个奖，一个裸体中国皇帝出去亮一圈相，可真要把中国文学的脸都丢尽了。
除了文学以外，莫言得奖后，很多批评是针对莫言担任中国官方作协副主席、在法兰克福书展跟文化官员集体退场（因同台有异议作家）、抄写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他的作品缺乏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有人为莫言辩护，说其小说也针砭时弊，并特别举例说，莫言获“茅盾文学奖”的《蛙》就是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但顾彬的批评非常精辟：“莫言的作品批评了制度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不批评制度本身。”
顾彬看得很准确，莫言批评计划生育，但他绝口不提背后的“共产制度”问题。没有共产党专制，哪会有强制一胎化？哪会有那么多由此造成的人间悲剧？
今天，只要不否定、抨击制度本身，就不会惹麻烦，也不会失去任何利益。而批评一些社会黑暗面，还会赢得大众欢呼。这其实是许多所谓批评政府的作家的做法，中国文化人里太不缺此类的精明！那个靠欺骗和别人代笔而一度大红大紫（也骗到了国际上的）韩寒就是这类“作家”的典型。谈到制度吗，还得靠共产党领导。
以“骂社会不公”著称的韩寒，都以“韩三篇”来维护制度，作为官方作协副主席的莫言，抄写毛泽东扼杀写作自由的讲话，而且不后悔，就完全不足为怪了。
所以顾彬在回答“这次莫言获奖对中国作家是什么样的影响”时，斩钉截铁地说：“只能是负面的”（Only a negative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