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正好见证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由盛而衰的历史。
北京正在为胡温第四代统治的十年政绩定调，称之为“繁荣十年”或者“黄金十年”。但实际上，行将接班的习近平与李克强却站在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所谓经济增速下降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中国经济在全球重新定位、为失业大军打造饭碗，提高食品饮水的安全等方面遭遇全方位困境。
重塑“比较优势”：困难
“黄金十年”正好见证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由盛而衰的历史。
中国在2000年-2010年间成为“世界工厂”，主要借助于土地、人力资本的低廉价格，即所谓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自己在国际市场找准了定位，这才吸引了大量外资，让“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辉煌了不到10年。
由于政府管理能力低下，结果成为用低工资与恶劣的工作环境透支中国劳动者的生命福利以及透支环境生态。到了2008年左右，以上生产要素“优势”不再，劳动力、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升。
以土地价格而言，中国不仅高于周边的东南亚邻国，还高于美国。多年通胀推动的物价持续上升，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缩水。大量港台资本向东南亚国家迁徙，而美资则在比较生产成本差距与效率高低之后，也选择回流本土。
且不说福特汽车公司这类大公司，就连咖啡连锁店星巴克也将其陶瓷杯制造这种小业务从中国转回美国中西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也不再将中国视为它们唯一的增长来源地，开始将目光投向其它新兴经济体。
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萎缩，还与中国产品信誉不佳有关。在美欧市场，“中国制造”是劣质品的代名词，中国泰山石膏板而临200多起诉讼只是其中一例；中国这座“世界工厂”更成为制假中心的代名词。今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指出在去年欧盟各成员国海关查获的13亿欧元的假冒仿制产品中，有73%来自中国内地，另有7.7%来自香港。
在中国经济、尤其是房地产高度泡沫化的情况下，大幅降低土地价格几乎不可能；同样，在中国劳动力发生代际更替——即生活观念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第二代农民工渐成生产主力之时，港台韩资企业已无法迫使这些新生代忍受恶劣的生产条件与低薪酬。
仍然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的富士康，虽然改善了属下工厂的卫生安全状况并缩短了工时，但工人们还是认为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不体面，因此在今年9月23日太原厂区发生了数千人的大规模骚乱。通过富士康的困境，人们才算是彻底认识到中国出口企业的辉煌岁月已是昨日黄花。
中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今还看不到曙光；重塑比较优势与产品信誉，也不是短期内能够达成的目标。
增发货币推动经济：危险
“黄金十年”是依靠大量增发货币推动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高度泡沫化的十年。
其实，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依靠政府投入的资金运行，由于中央政府的4万亿与地方债务平台的15-16亿巨额资金投入，导致中国一轮有关货币超发引发通胀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最大收获是廓清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早就高度货币化（即泡沫化），近2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
“黄金十年”是依靠大量增发货币推动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高度泡沫化的十年。
近十年中国的M2（广义货币）增速平均是18%，GDP增速是9.5%，货币发行增速远快于GDP增速，到2011年底，中国M2与GDP的比值为1.89倍；M2存量高达85万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币大国。
今年初，中国政府曾想紧缩银根，结果导致不少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陷入破产之境，老板不是跳楼就纷纷跑路。地方政府也因土地收入枯竭，财政吃紧，变着方法横征暴敛，沈阳等地商铺只好关门歇业以示抗议。
在此情况下，各种“地方版四万亿”推出，中央政府为了渡过十八大前夕的经济困难，对此假作不见。10月上旬，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研究》期刊撰文，就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助问题表达观点，强调中国不存在货币“超发”，结果引来业界人士炮轰“近四年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共和国前58年总和！那么多钱跑哪里了呢？主流房地产！”还有人忍不住调侃：“小川，你真的该歇了。最简单的数字放在哪里，睁眼瞎话也该有底线。”
中国曾经吸引世界资金涌入，现在外商投资在逐步减少，国内的资金还大规模流出。截至9月份为止，近12个月内约有2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相当于2011年全国经济产值的3%左右。
新一届中央上任后，如果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只能再依靠增发货币推动经济发展，等于是继续饮鸩止渴，为中国经济这匹不堪重负的骆驼再加上一捆稻草。
为近3亿失业者造饭碗：梦想
“黄金十年”，是中国高校通过“教育产业化”迅速扩张、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十年。
中国的失业问题在三年前已经不再为外界关注，因为政府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根本无法反应中国真实的失业状况，有人将其称为“梦幻小说”。让人无法信任的是，由不同的机构提供的失业率差距甚大，2009年3月人社部宣布，2008年中国城镇失业率为4.2%；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社会蓝皮书》里列举的城镇失业率为9.4％，有些学者估计中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为14.2%，甚至达到了惊人的33%。
本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即使将农村全部劳动力4.7亿全部算为就业人口，城乡失业率也高达25%（从城镇就业人数中扣除既未被雇用、亦非自雇业者的假就业劳动力，从15到64岁人口中扣除各类在校学生，以前者除以后者，得出全国真实就业率为75%）。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观之，社会动乱的主力往往是失业青年。从1970年代的意大利红色旅，到2011年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其主体都是大学毕业的失业青年。这种人口在这些发生革命的国家都高达30%以上。
如果中共愿意再回想一下自己的历史，也应该知道上世纪30年代末与40年代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热潮，驱动力并非纯粹的革命热情，而是知识青年“毕业即失业”的无出路状态。第五代领导人如果要为中国人构造梦想，“人人有工作”远比提高中产阶级数量现实得多，因为这是中共与人民之间那“面包契约”的底线。
继续列举下去，还可以说这“黄金十年”，是中国生态环境遭遇严重破坏、被折腾得满目疮痍的十年；是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造成社会阶层鸿沟的十年。……但与清单上那一长列问题相比较，只有重新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才是北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失业、社会分配不公、提振内需等问题，才能保证政府财政收入与整治生态环境等所需要的资金来源。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会轮番浮出水面，让当政者欲求稳定而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