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为流传的叶剑英一九七八年文革死了二千万人之说，甚为不确。现有一个叶剑英文革统计的新版本，比较接近一些学者提出的数字。
关于中国十年文革（1966-1976）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论述和史料出版，但是对其中一个重要项目：死于这场官方称之为浩劫的人数，却远远不如对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的研究那样受到重视并有成果涌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是不是对文革的价值判断不如对一场大饥荒那样确定所致？但历史永远都在期待交出一份试卷，我们不交，后人也要交。
可以考察一下现在有一些怎样的说法。
维基百科的说法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十年期间，按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不按法律程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自杀死亡的。由于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国内资讯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研究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国外科学家依靠中国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五十万到二百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五个文革死亡数字模型
美国学者宋永毅致力于文革研究二十年。他二○一一年九月在香港动向月刊上概括的指出有下列流传的文革死亡人数统计。不妨称为五个数字模型：
叶剑英数字——据说，叶剑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 八千亿人民币。但是，我们至今为止无法证实叶有过这样的讲话。
费正清数字——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二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他的《中国：新历史》的专著里大约估计为一百多万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另一个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R. J. Rummel）则估计有七百七十三万之多。遗憾的是，这些数字都还只是停留在洋教授们隔岸观火的“估计”层面上。
丁抒数字——大约一九九七年，海外华裔学者丁抒教授在 《开放》杂志上发表有关文革死亡人数的长文，以史料分析推论的方法，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两百万左右的结论。 他的基本分析是：“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文革初期自杀者约二十万人”，“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五十万人以上死于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也迫害致死二十万左右。以后不少英文著作，如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基本上援引了丁的分析。
争鸣数字——该刊一九九六年十月号上报导中共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四年的“内部调查”的结果：文革中“两千一百四十四万余人受到审查、冲击；一亿两千五百余万人受到牵连、影响”，“四百二十余万人曾被关押、隔离审查；一百三十余万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十三万五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在武斗中有二十三万七千余人死亡，七十三万余人伤残”，“七万一千两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了。”这一数字接近丁抒的分析推理，学界亦认为比较靠谱。可惜的是：没有公开的官方统计材料可以加以证实。
苏扬数字——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穷十年之功，收集和使用了中共公开出版的一千五百二十种县志中的文革死亡数字，加上可以找到的“内部档案”和回忆调查，推断出：文革中的中国农村至少有七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三千六百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宋永毅认为苏扬教授的研究有界碑性的突破。
但是宋永毅认为的官方数字往往掩饰真相和自相矛盾。例如，湖南道县的大屠杀是文革中广为人知的惨案，根据文革后参与调查的专案人员透露的档案，至少有四千五百二十九人被杀。但在公开出版的该县县志中，却只记载了 文革中“七人死亡”。再如，陕西省华县的县志里，文革中无一人非正常死亡。但一查该县县志的第一稿，明明白白地记着二百一十七人或在武斗中、或在刑讯中死亡。
官方统计数字的自相矛盾现象。例如广西省一九九二年《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中承认：文革非正常死亡大约八万三千人。但是一份保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一九六八》的记载，仅韦国清指挥广西军区在一九六八年革委会成立前后，就杀了“四二二造反派”至少十万人！又如，有关内蒙古的死亡人数，一九八○年公开的“内人党”案的致死人数为一万二千二 百二十二。二○○四年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史》中透露：十年文革“共有二万七千九百余人被迫害致死”。 死亡人数相差不止一倍。再如云南省。一九八二年官方披露一万七千人被迫害致死。但是二○○五年《云南文革大事纪实》中透露：这一数字是两万三千人。北京市文革的受害者人 数，市公安局公布“红色恐怖”中死亡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已广为人知。但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统计，死亡数为一万零二百七十五人（按：北京市一七七二人只是红八月打死人数）。
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到底是多少人？宋永毅认为，恐怕要等中共公开它的机密档案后才有定论。他认为死于政治迫害的数字，“绝对在二百万人左右（大都在二百万以上）”，是很多研究者比较认同的。
最新文革死亡数字：三百四十万人
笔者向来对前述“叶剑英数字”存疑。因为叶有元老、元帅的崇高地位，其“一亿人挨整、二千万死亡”之说便不胫而走，被广泛引用。正如笔者一九八四年研究中国大饥荒发现《中国一九八三统计年鉴》的问题一样，该年鉴的突破之处是首次发表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各年的全国人口统计（此前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人口数竟然空白）。但是，该年鉴一个明显不过的假数字是一九六○年人口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一千万人。即整整10,000,000，没有小数——这在统计学上绝对是荒谬而不可能的事！显示当局在有意隐瞒一些真实的数据。
因此，叶剑英的两个“大整数”一亿、二千万——也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可信性。当然，具有一般政治评论的意义。为此，笔者最近探访一位北京研究党史的学者Ｙ君。他在“体制内”工作。对我询问有关叶帅文革死亡数字的来源时，他提供了另外一个讲话版本：
叶剑英在一九八二年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文革。查中共十二大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闭幕，一中全会在十二至十三日举行。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其后的“政治局 扩大会议”何时举行，不可考。应在数月之内。叶剑英提到的文革数据如下：
武斗死亡十二万三千七百人；
被批斗的干部二百五十万人；
被关押的干部三十万二千七百人；
在关押批斗中死亡的干部十一万五千五百人；
全国各类反革命分子四百八十一万；
城市死于文革人数六十八万三千人；
农村死于文革二百五十万，其中地主富农分子一百二十万（为土改地富死亡人数二十二万的五倍）；
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迫害人数一亿一千三百万；
失踪人口五十五万七千人。
文件来源，Ｙ君未有说明。综合以上数据，文革死亡人数达三百四十二万人，失踪五十五万人。显然，以上数据的合理性远高于一九七八年“叶剑英数字”，而接近中外学者研究推算的数字。笔者相信文革死亡数字应在“百万”这个数量级内。而中共内部，包括公安系统与党组织应有相对具体的文革统计数字，其死亡人数必居要位。文革统计肯定比大饥荒统计较为有利，因为文革的主体部分在城市、在体制内，文革后各个单位、组织都有一定的清理调查，不像大饥荒发生在漫山遍野的农村。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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