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原本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各地都有的活动。无非是群体内的成员，大家在一起商量事情该如何解决呗！但似乎以当代中国的会议最为典型、最体现中国特色，最值得说、也说得最多。现代湘籍作家张天翼写过一篇著名小说《华威先生》，就是专门讽刺那些天天“跑”会议的人——其实主要还不是讽刺开会的人，因为这不过是他的任务，他是被迫去替领导奔波和应酬的；而是讽刺开会成风、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和形式主义和僵化体制的社会现实。
开会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项。只要不是开会成风、形式至上，那会还是得开的。那么，中国人开会和外国人开会的主要不同点是在哪里呢？
张展信在《洛阳晚报》上撰文，提到了一件事。有一次，一位从外国回来的朋友很疑惑地问他：“为什么在国内开会，很多人都没有进行发言，讲话的好像就是那么几个人，其他的都是听众。”这位朋友大概是离开祖国很多年了，或者是很小就出国了的，所以对自己国家的国情才如此不瞭解。
张展信对朋友的回覆是：“你是没有学好中国的古文。”他宕开一笔，谈起了中国古代的战争。在中国传统古文中对战争的描写，往往其重点和主要笔墨篇幅是放在战争前期的准备工作上，浓墨重彩，长篇大论，细致介绍和分析；至于战争的过程和结果，相对而言却内容简单得多、篇幅短小得多，轻描淡写，三言两语就说完了。显然，中国的会议也是类似现象、类似道理。
这就是中国的会议和外国的会议最大的不同。中国人真正的开会其实是在开会之前，而开会只不过是个结果，是宣布；外国人开会才是真的在会上开，在会上谈，在会上定。在中国，大会之前的“小会”才是真正的会，我们叫常委会、领导碰头会、特别会议之类。事情常常是在开大会之前，在决策层里私下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已经确定下来了的。即便是非常重大的决策，也得几个主要领导先开个“小会”私下商议，给出一个初步方案，再拿到大会上供大家参考、选择。包括问题怎么分析、事情怎么解决、文件如何撰写、机构如何组成，乃至大会发言稿、哪些具体计划步骤，都先在“小会”上宏观敲定，然后由庞大、有效的秘书团队迅速进行具体和细节操作，于大会召开前夕彻底完成。
所以，一般而言，中国人的会议只是个形式、走过场、办手续罢了。所以只见少数几位领导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念发言稿，按部就班地完成会议程序；开会的人们则不过是无所事事地坐在下面，带着耳朵去听、带着眼睛去看、带着手去举与拍。有句话不是说嘛，“人大举手、政协拍手”什么的，无可厚非，民族特色嘛。其实挺无聊的，可大家表面还要装得很严肃、很认真的样子。而中国的会议就是如此：看起来庄重、神圣，其实单调、沉闷。
可是在西方国家，他们会前私下沟通的非常少，基本上还是通过在会议上大家一起讨论、商量而解决的。因此，在会议气氛上，他们就显得热烈、自由、开放多了。
在中国，不管是开会、战争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交锋都是在幕后；这也让人想起文学上常常用到的一句话，那就是陆游所说的“工夫在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