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二）

GDP总量世界第二，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一枝独秀，大城市高楼林立霓虹闪烁，高铁速度每小时300公里，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大手笔令世人瞠目，卫星、航天飞机上天让人仰望星空 这是一日千里的中国，这是日新月异的中国，这是追赶世界一流的中国。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然而，仿佛有一只无形但超强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拽住了我们的灵魂，逼着我们疲于奔命你追我赶，失魂落魄跌跌撞撞。为了逃离苦海先达升天，许多人都在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于是又陷入“追赶的悖论”：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陷阱。我们正在“互害型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卖假奶粉的绝不会给儿女吃假奶粉，但他能保证不吃我的毒白菜吗？卖假酒的能保证不吃毒肉吗？养鸡卖饲料的能保证不喝假酒吗？我能保证我不吃假药吗？你觉得你占了便宜，我觉得我占了便宜，最后大家同归于尽。”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环境恶化、物价上涨、竞争加剧、安全隐忧、人际关系复杂 焦虑正如影随形、冒失鬼一样闯入人们的生活。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公民焦虑时代”。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通过对1000户城市家庭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快乐正悄然地离我们远去，而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

与其说“全民焦虑症”是一种个人的心理病，莫如说它是一种社会病。多数人的焦虑，其实是在环境压力下被动处于“被焦虑”状态。工资常年不见涨，但出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一个价；至于住房、医疗、教育价格，更是如火箭上天一鹤冲天。乃至于作为社会中层的白领一族，也不得不借用美国苹果产品iPod，把自己自嘲为“iPod一族”：即没有财务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税负较重（overtaxed）和高债务（debt-ridden）。

巨额税务和债务都由百姓一肩挑，想不焦虑都难。据中央财大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测算，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为8.3万亿元，2011年前8个月同比增长30.9%。即使后4个月财政收入同比零增长，全年财政收入也将超过了10万亿元。假定我国有13亿人口的话，相当于从每人每年身上收了7600多元。

其实政府还有土地、国企、收费、罚款等收入（其中一部分根本无账可查），将近与财政收入持平。这样一算全国人均税负（包括老人小孩）可能超过1.5万元。想一想全国人民有多少人收入达到一万五，就知道国人税负是不是真高。有人算了一笔八九不离十的账：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剩6200元如果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养政府。而且你无权过问。

杭州逾八成债务偿还依赖土地收入，海南省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952.92亿元，总债务率为93.18%。与甘肃政府债务率高达141%相比，海南还不算什么。14万亿元的地方债，还有数以万亿计的基础设施债务，最后还不都得由百姓背？

地方债除了依赖地价上涨，地方政府还有什么依靠？所以你还指望房价进入下行拐点吗？

投资型政府，收再多的税费、借再多的债也是不够用的。而且不论“蛋糕”做多大，基本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失业、养老）欠债也总是还不上的。

2011年9月15日，央行发布今年第3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72%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较上季增加3.8个百分点。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依然强烈，预测下季物价上涨的居民比例为49.6%，较上季度提高4.1 个百分点。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仍不乐观。报告显示，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54.3%，较上季回落1个百分点。

2011年9月13日《人民日报》比较了北京和纽约两个国际大都市的商品价格，北京比纽约贵的商品：普通Levi's牛仔裤，北京售价699 899元人民币，纽约售价在70 90美元（约合人民币455 585元，按1美元=6.4元人民币折算）；耐克运动鞋北京300 2000元，纽约288 832元；低配苹果笔记本电脑北京7698元，纽约6394元。北京比纽约便宜的商品和服务：男生剪发（人/次）北京10 30元，纽约128 256元；家政服务（每小时）北京15 30元，纽约128 192元；公交车（人/次）北京1 4元，纽约14元；租车（每天）北京100 400元，纽约512元；肯德基标准套餐，北京15 30元，纽约38 51元；房租，北京CBD附近一居，3000 6000元（每月），纽约6000 16000元。猪肉牛肉鸡肉价格相当。

这是价格的直接比较，北京最便宜的男生理发价格是纽约的十三分之一。但若考虑相对购买力，北京的物价就全线超出纽约，因为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5倍。也就是说，北京最便宜的理发服务，也是纽约的2.7倍！最贵的，则是纽约的84倍（耐克鞋：2000÷832×35=84）！

考虑物价压力的时候，同时还得考虑社会保障水平。今年，美国因经济复苏无力，失业现象加重，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数创下了5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据报道，负责“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的美国农业部近日发布报告称，将近4600万即七分之一美国民众目前不得不依靠政府发放的食物券购买食物。美国政府规定，月薪不超过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过14088美元的个人可以获得食物券，而此薪酬数字是美国贫困线标准的130%。

即使一个人收入处在贫困线 月薪900美元，也折合人民币5870元，在中国是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中坚力量，是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共同认定的中产阶层。如果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日均消费低于一美元属于绝对贫困”计算，中国贫困人口为1.5亿，远远高于我国贫困线（人均年收入1196元）划定的4300多万人口。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为1196元，24年来增长约五倍；同期中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33万亿元，增长42倍。

据悉，美国政府将外债总额的60%用于了改善民生和教育发展。我们现在的各地方政府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在热衷于投资。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花别人钱办自己事的行政投资会导致只计投入不计产出的“过度投资”，直接“哄抬物价”（虚报价格）、拉大两极分化，间接侵害公民权利、助长货币增发和通胀。比如按现有全铁路营利，一万年也还不了1.8万亿元的高铁欠债。

人们焦虑物价，也焦虑安全。耗费巨资的高科技的高铁尚且不能保证安全，各种价格低廉的食品自然更令人忧心。人们为了追求更安全的食品、更安全的交通和服务，必须不断地努力打拼。多数人勤劳而不富有，“超载”就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物流业不超载不赚钱；个人不超载也不赚钱。从环境到个人，全社会超载和透支，又迎来更大的风险，导致上层逃离中层坠落底层沦陷。此情何以堪？

物价令人焦虑，安全令人焦虑，人际关系同样令人焦虑。卢俊卿和他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以无数与政要名人的合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合影经济”。与退居二线的官员合影，都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可见权力对经济的渗透，已到了何种惊人程度。

我们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告别焦虑，需要自我调节和社会减压。但当前的“全民社会焦虑症”乃是一种社会病，只能从改良社会入手，构建构建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据专家分析，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基尼系数逼近0.5，超过0.4的红线。这种不公正的财富分配亟待改变。

改变收入分配结构，路径绝非在于强化行政分配的力量，财政二次分配和慈善三次分配都只是补充和微调手段，根本的要从一次分配入手，创造更为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什么多数人收入很低，物价却那么高？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投资型政府极大地推高了物价。政府采购，不论是产品、服务还是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存在“哄抬物价”的可能，尤其是在一些所谓“创新”领域，价格更没有市场比对。

政府回归守夜人角色，大幅度减税以让民生休养生息；大幅度减少政府投资以减轻通胀压力、减少利益集团寻租和减缓两极分化步伐，让政府彻底回归社会保障和促进公平正义的职能，市场的还给市场，政府的还给政府，将是极大地改变社会焦虑状态的关键。几千年中国一直未解决的社会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是官商和市场的矛盾。这三十多年，又出了个投资型政府和百姓要服务的矛盾。这三大矛盾，是当前一切矛盾总根源。投资型政府一定会与民争利，“发展为民众”一定会变成“发展掠夺民众”，最后结果就是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国强民弱。这是其中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来源:《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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