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许多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明智的国家都会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政策并使之适应本国国情。在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18世纪的英国拜荷兰为师；19世纪初的普鲁士王国向英国和法国学习；19世纪中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借鉴德国；二战后欧洲向美国看齐；而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则效仿日本。
通过制度上的借鉴和创造性的适应过程，成功的经济制度以及前沿技术得以向全世界扩散，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只要更多的国家都能花点时间来学习别国的成功经验，对它们来说当前这种“政策套利”的巨大机会就依然存在。
例如，当许多国家正在面对就业危机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部分——北欧，包括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表现尚可。今年夏季德国的失业率约为5.5%，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约为8%——跟其他许多高收入国家相比，这算非常低的。
这些北欧国家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它们都采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弹性工作时间，“从学校到职场”的职业教育（尤其是德国），以及大量的就业培训和人员/岗位配对。
同样，在这个长期预算危机的时代，德国，瑞典和瑞士都能基本实现预算平衡。这三个国家依靠周期性调整财政收支平衡的预算规则。三国都采取了基本的预防措施以控制津贴开支——退休年龄至少为65岁。这就使得这些国家的津贴支出比退休年龄为60岁或以下的国家——例如法国和希腊——要低得多，而后者的退休金支出正在不断膨胀。
在这个医疗保健费用不断上升的年代，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加拿大，欧盟内部的西欧国家以及日本——都设法将其总医疗成本控制在GDP的12%以下并保持着良好的国民健康状况，然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支出了几乎占GDP的18%，但国民健康状况依然处于中下水平。美国是这些国家中惟一拥有营利性医疗系统的国家。对此美国医学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指出：这些营利性系统已经在浪费、欺诈、无谓重复和官僚行为上挥霍了大概75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
在这个油价上涨的时代，一些国家在能源效率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国每创造1000美元的GDP（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平均消耗相当于160公斤石油的能源。但是，在高能效的瑞士，创造每一千美元的能源使用量仅为100公斤，丹麦为110公斤，相比之下美国的能源使用量高达190公斤。
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一些国家正在演示如何向低碳经济转型。富裕国家每消耗1千克与汽油等价的单位能源平均排放2.3千克的二氧化碳。而法国仅排放1.4千克，这得益于其在推广安全低成本核能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利用水力发电的瑞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低，只有0.9千克。由于德国出于政治原因放弃了国内核能生产，我们可以打赌它将继续从法国核电厂进口电。
在这个技术竞争极为激烈的年代，公共和私人研发融资相结合的国家表现优于其他国家。近期美国在火星探索和基因学上的巨大突破使其继续傲视同侪，但预算削减已经威胁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瑞典和韩国的研发支出约为GDP的3.5%并以此取得了经济上的极佳表现，而以色列的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则达到了令人瞩目的4.7%。
在这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时代，至少有一些国家缩小了国内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巴西是近期的榜样，它大幅扩大了公共教育并通过针对性的转移支付计划有系统地处理剩下的贫穷地区。因此巴西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
而且在这个人们普遍焦虑的时代，不丹正在探索幸福的本质及其深层意义。为了寻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团结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三者相结合的更加平衡的社会，不丹以追求国民幸福总值而非国民生产总值闻名天下。很多其它的国家——包括英国——都在以不丹为榜样，考察本国公民的生活满意度。
在生活满意度上排名最高的国家是丹麦，芬兰和挪威。然而那些处于低纬度的国家不乏希望。热带的哥斯达黎加在幸福度排名上也相当靠前。我们可以推断出幸福感最高的这些国家都强调平等，团结，民主问责，环境可持续性和强大的公共机构。
这里有一个标准的经济模型：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瑞典的退休金，法国的低碳能源，加拿大的医疗保健，瑞士的能源效率，美国的科学好奇心，巴西的扶贫项目以及哥斯达黎加的热带幸福感。
当然，在真实的世界中，大部分国家都难以很快实现这样完美的状态。但是通过观察学习国外的成功政策，全世界各国无疑都能加快其国家发展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