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饭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六团四营十四连召开班长以上干部会。由于天气寒冷，会议房间的窗玻璃上结满霜花。靠窗坐的一个排长，大约对会议内容没什么兴趣，下意识地用手指甲在那霜花上乱写，不知觉间写了“毛主席”三字，不知不觉又在下面写了“大坏蛋”三字，连起来念就成了“毛主席大坏蛋”。坐在旁边的人发现了，突然大喊起来：“有人写反标！”会场顿时炸了锅，如临大敌，立即将那排长控制起来，军务股连夜来人把他拷走。审查几天，被押回来开现场批判会，身份由排长变成了现行反革命。此人原本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知青，下乡前就入了团，据说不久就要入党了，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无论他如何辩解都没用，没人敢同情他，甚至没人敢和他说话。有一天趁人不备，那排长跑到离连队很远的阿伦河边，在一个废弃的渔房子里上吊自杀。得知他自杀的消息后，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可怜他，还给他加上自绝于人民和畏罪自杀的恶名。团里通知家人，他的父亲是某国营大厂的总工程师，来处理后事，什么话也没说，草草埋了儿子的尸体就走了。
九岁的白榆，家住成都中医学院。有一天，白榆和一个同伴来到一间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见讲台上放着一个小桶，桶里剩下一点墨汁，还有一柄大毛笔，就抓起毛笔，蘸上墨汁，耍弄起来。当时中医学院已经停课，到处都是大字报。白榆先在讲台地面上划一个闪闪发光的红太阳，然后开始练书法，写了“打倒刘少奇”五个大字。讲台的地面被涂得差不多了，两个孩子才乘兴而去。第二天，听说出了反标，白榆跟着大家去看，地点正是头天他去过的教室。里面有不少人，白榆挤到前面一看，所谓反标就是有人在他写的“打倒刘少奇”的“打倒”二字旁边的墙上画了一个朝上的箭头，而上面是毛泽东的画像。人们议论纷纷，谁这么胆大包天。一旁的白榆吓坏了，对人说，那字是他写的，可是那箭头不是他画的。
白榆当即被人带去盘问。第二天，院内的小孩就朝白榆喊：“小反革命分子!”学院成立了专案组，白榆被一次次叫去审问。白榆的父亲民国时期做过警察，此前已被当做牛鬼蛇神抓了起来，白的母亲很害怕，对儿子说：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就说是你爸教你的！妈妈这一说，把白榆吓哭了。专案组的人起初怀疑是一个大学生所为，这人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问白榆，当天是不是在教室周围看到别的什么人。他说，没有。后来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有一次白榆迟到了，老师说，让这个小反革命分子站在讲台上给毛主席请罪。白榆常常回到家就哭，妈妈没办法，见孩子哭，她也泪眼婆娑。这起反革命事件一直没查出结果，小反革命的帽子一直压在小白榆的心头。每有老师或学校领导找他，他就担心是不是又犯了什么错误。好多年过去了，已没有人再喊白榆小反革命，但他仍感到压力，心头始终有一团恐怖的阴影。白榆很想知道那个画箭头的人是谁，他的大手笔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是那个时代张志新似的先知，如果他那时被抓住了，中国可能又多一个被割喉的英雄。
福建一位社员，用彩纸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贴墙上，“疆”字被风吹掉，有人举报他“恶毒诅咒毛主席无寿”，被送进学习班。
甘肃保山县一中初中生王绪祥，性格温顺，品学兼优，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深得老师们器重。王的父亲是上海人，划成分时被定为工商业资本家，后来不知因何缘由，从大上海迁来大西北的保山定居，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缝。王绪祥本是校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对象，文革爆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喊遍全国，血统论肆虐，入团成了泡影。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报纸、电台报道说，毛今后还要分期分批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学校掀起推选赴京代表接受毛接见的风潮。优秀生王绪祥过去无论参选什么，都以绝对优势当选，如今不仅没被选上赴京代表，还遭到根红苗正出身好的同学的羞辱，要他与家庭划清界限。王绪祥想不通，自己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公认的学习标兵，为什么转眼之间竟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家庭出身害得这么惨！他想向老师诉说心中的委曲，可是老师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没有谁能帮他解开心中这个疙瘩。校园里有一个储水池，周围装有许多水龙头，供学生们洗碗、洗脸、洗脚。水池边堆一堆石灰，工人准备用以粉刷墙壁。有一天，情绪极为低落的王绪祥到水池洗碗，看周围没有别人，就拿起一块石灰，在水池旁的水泥路面上写下“打倒毛主席”五字，然后离去。很快有人发现了这条反动标语，并迅速报告校领导，再上报公安局。侦破人员让学校每个老师、学生、工友都书写一遍“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十字，其中包含“打倒毛主席”五字。没费多大周折，王绪祥被捉拿归案，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不久，学校接到公安机关通知，说王绪祥狱中病死。一个花季少年就这样凋谢了。人们普遍认为，王绪祥一向体魄强健，不可能是病死的，一定是狱中毒打致死的。
1972年10月，江西某县看守所里关进来两个少年现行反革命，一个是十二岁半的地主子弟，一个是十岁的富农子弟。二人是同案犯，罪行是用粉笔在多处墙壁上书写反动口号。十二岁半的地主子弟家里没有亲属，十岁的富农子弟只有一个半失明的母亲。两个少年是怎么成为现行反革命的呢？有一次，十二岁半捡到半截粉笔，在厕所墙、会堂墙上乱写反动标语，如“打倒毛主席，打倒林副主席”等，十岁也跟着写。案发后，两个孩子的口供不一致：大的说自己只写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名字，前面的“打倒”是十岁写的；十岁说自己什么也没写，有时又说只写了“打倒”两个字。办案人员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两人都抓了起来，并且说，如果不把他们抓起来，在外面会被红卫兵打死。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半，两个少年的案子也没有判决。他俩也不愿意出去了，家里哪有这里好啊，地富子弟加现行反革命，天天挨斗挨打，又没吃的。九一三之后有个落实政策的机会，两个小现行反革命分子都是反林彪的，按理应该无条件释放，可是有人看了卷宗之后提出异议，说他们不光反林彪，还反毛主席呢，于是谁也不敢再吭一声，就这么一直关在那里。
一位转业军医，其父曾是国民党的上校团长，又因酒后失言，被单位的造反派送进监狱。为将此人彻底打翻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又指控他教唆六岁的女儿在厕所写“打倒毛主席”。公安部门配合造反派成立专案组，将这个六岁的孩子隔离审查。几经转移审查地点，小女孩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面对警察和造反派提出的种种问题，除了茫然就是哭着要找爸爸。一个女公安柔声说：“小妹妹乖，小妹妹不撒谎，你只要承认厕所里的反动标语是你爸爸叫你写的，我就带你去见爸爸。你爸爸叫我告诉你，快点承认，承认了你就是好孩子，我还会给你买好多好多的糖糖。”在好多糖糖的诱惑下，小女孩终于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我、我写不来字。”审讯她的人一下乱了套，可是一个姓朱的造反派足智多谋：“没关系，叔叔来教你，你好聪明哟，一定学得会。”关押半个月，在这位朱叔叔耐心教导下，小女孩终于一笔一画地写出了“打倒毛主席”。拿到如此铁证，造反派放了小女孩。一年后，小女孩到了读书的年龄，老师却告诉她说：“你是现行反革命，没有资格读书。”万般无奈，小女孩只好随亲人远走他乡入学，直到文革结束才回乡。有神秘意味的是，当年小女孩失去十五天的自由，而那个教她写“打到毛主席”的朱叔叔后来因犯重罪，刚好被判十五年徒刑。
皖南当涂县石桥公社学毛选积极分子、生产队会计杨卫东背着粪筐捡猪粪，在村后大桥边一堵尚未完工的土坯墙上发现几个字，蹲下细看，吓出一身汗，上面写的竟是“打倒毛主席！”杨卫东浑身一颤，头皮发麻，丢下粪筐向大队革委会跑去。革委会主任詹保华听到报告，脸都吓变色了，滚下床，趿着鞋，跨上自行车，到公社人保组报案。县公安局立即组成专案组，杀气腾腾地进驻杨家村。进出村子的路口布下岗哨，过往行人一律严密盘查，同时对全村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亲友进行登记排查。村民人人自危，足不出户，一种大难来临的恐惧笼罩全村。反标大约是用树枝在未干的土墙上划成的，字体松散，七歪八扭，专案组由此认定，反标非大人所为，乃出自小学生。一般小学生都是毛泽东思想雨露滋润下的新少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可能写“打倒毛主席”？肯定是地富反坏分子家的子女所为。杨家村有三个生产队，四十来户二百多人，有三家地主，一家富农，三个伪政府人员，一个反革命，一个坏分子。在这些阶级敌人中，文化水平较高、情况较为复杂的姓杨的一家。杨氏兄弟的大舅是大刀会堂长，解放后被镇压。杨家老二是国民党青年军教官，被解放军俘虏后当了解放军的文化教员，后来被清洗回家。杨老三是“叛国投敌分子”，被判三年劳教后转为管制。杨老二有两个十二岁的双胞胎儿子，正读小学。专案组断定，反标必是杨家的双胞胎干的。他们把这两个孩子弄到大队，分开关押，引诱逼供。诱供者用手指敲击着桌面，面带微笑地说：“都说小学生最听毛主席话，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呀。你哥哥都承认了，你干嘛不说啊？”可是半个月过去，两个孩子仍然不承认是他们写的。一天，一个老刑警向专案组建议：“一个小毛贼写的几个字就把你们忙得翻江倒海，真是酒囊饭袋，干嘛不鉴定笔迹呢？”专案组如醍醐灌顶，拍着脑袋说该死，居然连这最基本的办法都忘了。第二天上午，他们将村里的小学生全都掳进教室，每个学生发一张纸，让他们写“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其中一个小学生未进教室便哭哭啼啼，因为是党员家的孩子，老师还以为他哪里不舒服，不料他进来就跪在老师脚下哇哇大哭。老师问他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浑身颤抖着说：“我没有不舒服……老师我怕我怕呀！”老师鼓励他说：“你是共产党员家的孩子，你怕什么？”孩子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个标语是，是我写的！”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毛主席，孩子涨红着脸说：“我不知道，我是写着玩儿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反标事件，因为是党员家的子女所为，最后决定不再追究。
兰州某小学一年级的姜同学，课间休息时发现一间空教室墙上写有“毛主席万岁”几个字，上面还打一个叉子，便将此事告诉了最先遇到的一位同学，那同学立刻判断为反标，迅速报告老师。厂保卫科、军代表、公安人员很快来了，姜同学被当成重点怀疑对象，理由是：第一、他先发现了反标，却没报告老师；第二、经验证笔迹，那墙上的字体与他的字体很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威逼诱惑，七岁姜同学心灵终于在承认就没事了的诱导下违心说谎，承认是他写的。接着便是一系列的挨批、检讨，不仅他自己，还包括家人都受到牵连。每次在学校受到侮辱，姜同学就在心里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哭诉：“毛主席呀毛主席，这反标真的不是我干的。”但他仍然逃脱不了小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文革结束。
江西全南县城厢镇下圩生产队有个青年想参军，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被选上。一天，该青年趁给生产队看冬瓜之际，用小刀在小冬瓜上刻了“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等十九个字。秋末收冬瓜，有人发现了这些标语，队长立即上报县公安局。刻字时冬瓜还很小，如今冬瓜已经长大，字变形，破案难度很大。文盲除外，全生产队男社员天天集合到队部接受询问、审查，也不出工，搞得人人自危。后来案子破了，那小青年以书写反革命标语罪、收听敌台广播罪被判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他总共刻了十九个字，判了七年，七年共计2555天，平均一字判一百三十四天。
一个姓张的老师，是邑川著名的书法家，为了迎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检查，地区文革小组决定把城外一条山脉的五座山头铲平，请张老师在山顶上书写“毛主席万岁”五个特大字，每字直径一百米，占山顶平面一万平方米。检查团的人坐飞机在空中俯瞰，发现张老师写的“毛主席万岁”有问题——“岁”字头上的三竖垮在一边，“万岁”成为“万歹”。张老师因此被判死刑，整天坐在号子的草窝里喊“我没写毛主席万歹，我没写毛主席万歹”。
云南某市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王某，有一次用《红旗》杂志垫屁股，被对立面的人看见，一把抽出杂志一翻，里面有毛泽东像，立即关禁闭。不久，市委宿舍大院墙上出现一条反标：“打倒毛主席！”公安局断定应是身高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理由是：反标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合适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宿舍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最后确定父母有问题的四个孩子作为重点怀疑对象。王某当处长得罪过人，此时到了报仇雪恨的时机，他的八岁女儿于是成为重点中的重点。
王某的女儿被带走，他们拿糖哄她承认爸爸教她写打倒毛主席。她说没写。他们就又送小人书给她，还带她看电影。还是没写。一群大人围着小女孩拍桌子打板凳，吓唬说再不承认就去打她爸爸，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用绳子勒住爸爸的脖子，不叫他吃东西，活活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子、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的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小姑娘吓得又哭又叫又求，可是还是说没写。为了给小姑娘增加压力，他们把她当作真正的反革命囚犯关押起来，不准和爸爸妈妈见面，还经常饿她，每天提审一次，提审回来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牌子，戴高帽，上写“现行反革命XX”，名字上也打叉。有一次批斗，许多人围着小姑娘喊口号，她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睁着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小姑娘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是通知了她必须去参加女儿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那是小女孩的一个幻觉。有
一天，他们告诉小姑娘：“今天要枪毙你。”她不懂，问什么是枪毙？“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小姑娘哭了，问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永远也见不到了，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小姑娘仍然说不是她写的，想见爸爸妈妈。最后她被带到刑场，和几个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一个大土坑。那些犯人都被绑着，她没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他们，其中一杆枪对着小姑娘的脸。小姑娘忽然看见不远人群中有爸爸，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行刑者发令了：“放！”枪响了，小姑娘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全栽倒。有一个脑袋被打飞，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小姑娘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看见爸爸张着大嘴朝她跑来，扑向她，一下把她紧紧抱住。小姑娘问爸爸：“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小姑娘听了，噗嗤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她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她玩呢。
后来小姑娘被放回家，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她，有的还朝她扔石子。一次，一个过去要好的小朋友骂她：“打倒小反革命！”气得她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她道歉，他妈妈却出来骂她：“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她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也垮了。小反革命的帽子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她身上，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她。她像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一样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玩耍，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以此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是她始终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人人都避着她。上中学时，她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她过去的事。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她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她一个人去。她很奇怪，没等她问，指导员就告诉她：“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她才知道，那大石头仍旧牢牢压着自己。当夜她出走去，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她，她正想投河而死。爸爸为了找她，也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她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此她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她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她恨自己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尽头。粉碎四人帮后，爸爸的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她的材料，才说给她平反落实政策。可是这时她才十九岁，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些人同情她的遭遇，想了一个安慰她的办法，安排她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服务员。在食堂里，她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她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干活，其实不然，她说，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啊。有时她忽然觉得自己现在就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一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在食堂上班不久，她遇到一位来食堂吃饭的作家，她把她的故事告诉了作家，末了幽幽地说：“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这位作家后来把她的故事写成一篇文章，曰《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