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到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85%。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16岁至20岁的年轻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的热心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还写诗、写剧本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1965年新年刚过，江永的四名长沙知青不幸三死一伤，在知青中掀起不小的波澜。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某，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做挖山锄头，回场路上突遇风雪，迷路冻死。大远公社两名刚满17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一个丧生，另一个跳窗得以保住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瓦屋下的男知青陈某，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块田后咳血不止，因得不到及时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凸显了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不断发生。1966年以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这时，有人在知青中挑起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成了日后知青大逃亡的前奏。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打斗杀戮，周边地区竞相仿效。8月29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打斗杀戮风才彻底平息。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一个夜晚，全县的地富反坏右之家都未能幸免，知青中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也上了黑名单。8月17日，长沙知青王百明和一个知青朋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我就是。”“地主崽子王百明！”轰！轰！轰！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百明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百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皆不被录取，1964年下乡。江永县成立知青文艺队时，因才华出众，成为文艺队的一员。王百明的父亲，“解放”前夕为岳父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火车，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被判刑坐牢几年，以后每逢运动都是斗争的靶子，最终瘫痪在家失去工作。下乡后的王百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极大热情，他的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在知青中影响很大。1966年秋，以零陵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察。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王百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1967年春节，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将王百明逮捕入狱。
王百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序幕。
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连接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江永大桥炸毁以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4名男生险些丢掉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6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民兵殴打。命悬一线时出现了奇迹，当地人认出了他们，找来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4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获救后，他们写信给留在白水的知青：“我们被抓，生死未知，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白水知青接信后马上找到6950部队的政委，请求派人去道县营救遇难者。一位刚新婚的连长和几名军人到达道县，在制止两派的斗争中，那位新婚的连长不幸罹难。军人之死坚定了部队官兵制止暴乱的决心，加强了对知青的保护。
王百明死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大逃亡是知青情绪的大爆发，压抑几年的原罪意识彻底清醒了：黑五类子弟何罪之有？知识青年何罪之有？他们愤然而起，冲向列车，用石头、扁担砸车窗玻璃，不顾死活地往里爬。火车时开时停，他们被当成暴徒遭驱赶，被机枪团团围住。
知青大逃亡大致分为三路：一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广西全州；一路走麦岭；一路翻过都厐五岭去广西灌阳。翻越都厐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岭就到了灌阳。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叉路多，走到悬崖绝壁时幸遇灌阳方向来的山民指引，虽几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
走了一天一夜后，队伍中一个女生虚脱了，说：“我再也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快走吧。”说着身体直往地上倒。“这哪行？既是一起出来就得一起回去!”领头的周哥牵起她的手，另一名男生黄哥在她身后护着，俩人一前一后，不管山路多险，都未将她抛下。有一对恋人，女知青体弱，爬上一千多米高的都厐岭已经拼尽了气力，再也无力连翻几座山岭；男生挑着两人的行李，还要关照体力不支的女朋友，累得咳血。队伍中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在母亲怀里不时发出饥饿的啼哭。走其他路线翻山越岭的知青并未如此好运，遭遇民兵的突然袭击挨打之事时有发生。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专抄荒草荆棘小道走，弄得遍体粼伤，衣不遮体。
8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六千知青终于从各路回到长沙。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见就落泪。
回城知青为王百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上万人的游行队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给动乱中的长沙增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政府为了安抚知青，每人每月发了9元钱、30斤粮票。10月8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知青家长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做返乡的准备。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乡，部分人躲藏下来，隐藏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有的投亲靠友远走他乡，如新疆、云南、贵州。重回江永的知青，不少人被捆绑殴打。1968年底，江永知青纷纷转点到沅江、浏阳等地，汇入1968年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之中。
20世纪80年代初，王百明的母亲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一纸通知：“经重新审查（王百明的父亲），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错案，现予以撤销。”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任何抚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