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可以拉动消费，前提是进入城市的人有消费能力。城镇化有欧美较为完备的城镇化，也有印度式无法拉动内需的城镇化。
有个朋友到印度旅游，看到落后的基础设施与遍布贫民窟之后，对于龙象之争的观念完全改观，对印度前途悲观，认为印度模式不值得中国效仿。孟买等城市有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基础设施不足，很难看到未来。这与孟买贫民的心理是否满足无关，而与国家的经济未来发展有关。
城镇化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抓手，取决于城市化的质量。9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示，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未来二三十年，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
健康的城市化将带来中国经济增长、内需增长的下一轮动力，畸形的城市化完全相反，不仅不会拉动消费，反而会带来“中等收入陷阱”。李克强指出，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的最大表现在城乡差距，同时城市内部也存在二元结构问题，甚至表现为城市中最突出的差距。比如，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较多困难，城市和工矿还存在不少棚户区和困难户。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有畸形趋势，主要表现在人口进入城市而未融入城市，城市提前享受到了人口红利与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红利，城市化的成本支付相对滞后，这很有可能中断城市化进程，而倒退回农村经济。另一个表现则是部分城市资源过度集聚，市场化不够，未能利用城市群，形成高效的城市化过程。最后，在城市化过程中，多数进入城市的人缺乏原始积累，无法提振内需。
中国社科院9月发布的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达到51.27%，城镇化率超过50%，从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
不可忽视的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仅为35%左右，在许多沿海城市每天总人口远远大于常住人口，而常住人口远远大于户籍人口。如以广东某中型城市为例，中移动等部门按照通信等数据统计，每天人口达到300万左右，常住人口在150万左右，户籍人口仅几十万。温州、无锡等依靠制造业出口红利振兴的城市莫不如此。
据珠海统计部门透露，珠海户籍人口近年增长较快，达到4.18％，当地统计局局长赵力表示，一名外地人成为珠海户籍的人口后，政府对其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起码要花费50万元。所以提高购房入户准入门槛是政府和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方式。珠海算是创新型社会管理做得较好的城市，其他城市的情况可想而知。户籍是中国公平保障均等化的标致，缺乏平等的户籍体制的平等化，背后埋下一连串地雷，如养老金无法在国内流通、教育医疗资源不公平等等，如果社会无法提供充分的就业，二三十年后，受到歧视的下一代将会以极端的思想、暴力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查检各地犯罪率的原因，以及青少年罪犯的背景，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
安邦谘询研究员陈功指出，城市化率50%是一条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伊朗发生霍梅尼革命，城市化率是50%；土耳其发生政变，军政府当道的时期，城市化率也是50%。北非的动荡，阿拉伯之春的发生，虽然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率高于50%，但这些国家和城市问题的积累期，恰恰也是城市化率50%以后。
中国城市化存在向畸形发展的可能性。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0年中国城市中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比例仍占到28.2%，比同期的印度还高0.1个百分点。9月25号，安永发布《势在必行：提高中国生产率》报告，指出中国的生产率增长正趋于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2001年至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年到2010年的2.8%。说明城市化未能拉动经济效率的提升。
城市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消费的提升，也可能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与贫民窟的扩大;城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上升，在制造红利消失后，可能意味着生产效率的下降;人口未必是红利，缺乏培训的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可能意味着混乱时代的到来。
我国亟需步入健康的城市化轨道，摆脱卖地、保障不均、资源过度集聚在大城市的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