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诗中“窃比稷与契”一句，奠定了杜甫一生思想品行的基础。换言之，上古尧帝时两位贤臣，教民种植五谷的稷和掌管教化的契，是杜甫自定的学习榜样。
因为年代久远，文献漫漶，稷与契的事迹，我们所知不多，大概“己饥己溺”之类。但是，读杜甫诗集，感受他“穷年忧黎元”的悲悯情怀，可以肯定，杜甫的思想境界，决非一般王朝贤臣所可同日而语。王朝贤臣，充其量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发挥聪明才智做了一点有益于社稷苍生的事情而已。而杜甫杜子美，分明是“出的是白粉的力，拿的是白米的钱”，或曰“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杜甫一生，只做过两三年八品芝麻小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操的心却远比一二品的宰相尚书多；自家妻子儿女饥寒交迫之际，小儿子因饿而死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替处境不如自己的“失业徒”“远戍卒”们忧虑呐喊（《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自家屋漏夜不成眠，想的却是“天下寒士”能够住进“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广厦（《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身为体制内的朝廷官员，他却为了百姓能安居乐业，胆敢讽刺皇帝，批评体制（《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政治理想已经幻灭的晚年，他却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一刻也没有忘记社稷苍生，忘记自己的政治理想，郑重其事地将自己未竟的政治理想托付给年轻的朋友（《可叹》“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杜甫的心肠，不是一般王朝官员所能同日而语，也不是一般诗人所可相提并论。跟杜甫一样，亲眼目睹了李唐王朝因遭受安史之乱由盛转衰的众诗人，孟浩然、王维、李白等，他们留下的诗中，基本上都没有留下记录现实、反应民生的篇什，只有杜甫一个人，在那里揭露现实的黑暗，批评制度的不公平，同情包括妇女、戍卒在内的穷苦百姓的不幸遭遇。
根据杜甫后半生的漂泊轨迹和诗歌作品，不妨说，杜甫的思想境界，不但已经大大超越了王朝贤臣，也超越了乱世圣人。圣人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杜甫，无论自己是达是穷，是定居一处，还是漂泊四方，他念念不忘的都是兼济天下——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白居易做了新棉衣，发出的感慨是“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这是推己及人的圣贤境界；而杜甫，自家屋漏偏逢连夜雨，整夜湿冷难以入眠，却梦想着能有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倘若能够“眼前突兀见此屋”，他是“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是投身饲虎的佛的境界，这是为了帮助人们进入极乐天国不惜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境界，这是舍己为人的境界。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读着这些惊心骇目的诗句，想象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不能不承认：古往今来的文人中，没有第二个能像杜甫那样，给予遭遇不幸的底层百姓如此深刻的同情，对不利于穷苦百姓的制度、官员甚至皇帝进行如此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一言以蔽之，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为人民说话最多、呐喊最响的诗人。“诗圣”、“人民诗人”之类的桂冠，其实都不足以充分表扬杜甫崇高的思想境界。
综上所述，杜甫的境界，是忘我利他的境界，是牺牲自我在所不惜的境界，是坎壈终身矢志不渝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