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18日，孙志刚葬礼，看着儿子的遗像，50多岁的孙禄松悲痛欲绝。 孙志刚的墓志铭末尾是： 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资料图片）
原标题：他用生命唤起对个体权利的关注
2003年，《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稿，最终导致收容制度被废除。
孙志刚事件成为中国法治进程重要节点，稿件原作者王雷接受记者采访。
九月初的北京，郁达夫笔下悲凉沉静的北国之秋尚未到来，天空已显得高远，午后的阳光从中关村挤挤挨挨的大厦间流泻下来，照着马路上匆匆来去的人与车。
一间无窗的办公室隔断尘嚣，王雷把记忆翻回到十年前，曾经的困厄与荣光立时在眼前铺陈开来。
“绝望，太绝望。”王雷说，“我跟着孙志刚家属去申诉，一家家跑过去，有的不让进，有的推脱，有的对孙志刚父亲大声呵斥。”
这个陕西大汉低头想了下，语音柔软而清晰：“孙志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座山，每一次行走，都会看见。它提醒我记者的职责，让我对个体的权利与命运投入更多的关注。”
线索：
2003年，孙志刚27岁，在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做设计师。3月17日晚上，在去网吧的路上，他因没有暂住证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3月18日被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同日又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3月20日死在救治站内。
那一年，王雷也是27岁，进《南方都市报》半年，跑热线，“忙得晕头转向”。此前，这个陕西师大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刚在云南媒体待了两年。
同事回忆，青年王雷留长发，蓄山羊胡，极瘦。
4月的一天，王雷从同事陈峰那里第一次听到孙志刚这个名字。
线索是陈峰在一个论坛的朋友给的，他要出差，就让我盯一下。
孙志刚家人告诉我，人是被打死的，但救治站的护理记录上写着，死因是“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光凭家属说法，稿子难以成立，我就建议他们去做尸检。然后我被派到吉林去做稿子。
吉林的采访快结束时，孙志刚父亲孙禄松打来电话，说尸检有结果了，“人是被打死的”。我记得，当时是在一辆行进的长途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
多亏尸检结果公正，不然这稿子很可能做不成。
收容制度恶贯满盈，广州收容救治站4个月死58人；报社领导决定做此稿，目标直指恶法。
王雷从吉林赶回广州，和陈峰一起找到分管副总编杨斌(现网易副总编)。杨斌说，做。
9月12日，前《南方都市报》的一位领导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认定这稿子值得做，就是“希望通过稿子，促成制度修改。”
孙志刚案件审判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唐建光得到的材料显示：
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在2002年10月死亡16人，11月死亡15人，12月死亡15人，2003年1月头20天死亡12人。
被收容人员张明君因参与殴打孙志刚获刑，他说，3月18日晚9时50分，孙志刚进来时，他刚被打过。
王雷真正感受到收容制度的可怕，是在投入采访后。那天，他和陈峰从收容站出来，看到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寻人启事，一层又一层，上面是一个个沉默的名字。顿时，“一股寒意从后背升起”。
王雷坦言，他和陈峰没有报社领导想那么远，关于收容遣送的负面报道当时已很多，他并不奢望能促成制度修改，更别说废除。
王雷混在孙志刚家属中，去黄村派出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广州收容人员救治中心——孙志刚最后待过的三个地方：去了黄村街派出所，警察让找分局；到了分局，一个女警察说，去找督查。于是去广州市公安局，门口有个信访室，里面一个年轻警察厉声呵斥，命令50多岁的孙志刚父亲“站好”。
去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不让进。
去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不让进。
这样的情况孙家人已遇到不知多少次。我记得，50多岁的孙禄松眼神呆滞、一脸愁容，走路要小儿子扶。孙志刚母亲整天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神情恍惚。我暗暗跟自己说，以后要多关注个体的权利，不管它以何种面目出现。
采访当天写好稿子、上版，用最冷静客观的标题，担心影响，编辑深夜拿着版子找领导定夺。
由于孙家请的律师已拿到孙志刚填写的《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等重要材料，采访只花了一两天。
4月24日，王雷陈峰采访完回报社已是晚上六七点，本想第二天再写稿，但杨斌让当晚写出来、上版——怕夜长梦多。
这个稿子不光关系到收容机构，还牵涉到公安和卫生系统，杨斌要估计到各种可能。
“晚上9点多，稿子写完，编辑陈志华上版。我、陈峰、陈志华、杨斌一起捧着版样看。有人提议定个煽情的标题，突出孙志刚大学生身份，但很快被我们否定。我们就是用最冷静的方式陈述事实。
现在回头看，《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没用多少技巧，但它仍是个好稿子。冷静地把事情说明白，这不就是新闻稿追求的品质吗？
那天从报社出来已是晚上十点多，还没吃饭，我和陈峰在报社门口小摊上各要了一瓶啤酒，吃了碗河粉，相互开玩笑说明天报纸可能大卖……
9月12日，前《南方都市报》一位领导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考虑到可能的影响，4月24日深夜，编辑陈志华拿着版样来他家，请他最后定夺。他坚持发。
影响：
2003年4月25日，稿子见报，两个版打通。
一个夜晚并未使亢奋消退，王雷醒得很早，早上9点多就来到报社，接着他开始见识此稿的影响力：热线部同事说，接了约两千个电话——一早上两千个热线？！很多人来电说起被收容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广州一个老板，说他曾四次被收容。
网上更热闹，某大型门户网站，刷新一次页面，评论就多几千条。
审判终于到来。法院认定，3月19日晚，因孙志刚大声呼救，引起乔燕琴等护工不满，他指使被收容者李海婴等对孙进行殴打，致孙死亡。乔燕琴死刑。李海婴死缓。涉案的派出所警察、救治站护士等十人各被判刑。20人因违纪受到处分。可是，孙志刚去救治站前有无受伤？如没有，为何被送到救治站？这个疑问始终没解开。收容站有监控，但监控录像至今未公布。
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有人分析，这和该制度牵涉的利益链条相对简单有关。
2003年5月，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学者先后上书，要求启动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查。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明确接受救助必须自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除。
王雷说，当年看到这新闻时，心想：“太牛逼了！”
9月12日，当年参与上书的一位学者告诉《钱江晚报》记者，上书一是为废恶法，二是为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第二个目的没达到，但当时还是很激动。
另一位上书的学者、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说，尽管没有百分百满意，但此事件已成为里程碑。
也有学者分析，收容遣送制度能被废除，和其牵涉的利益链相对简单有关，相比之下，劳教制度牵涉的利益链复杂得多，因此，至今未被废除。
十年来，王雷和孙家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孙禄松说，曾有打工者到孙志刚坟上祭拜。他们说，以前在街上随时会被查暂住证，现在不怕了，得感谢孙志刚。
前阵子孙禄松来电话，说在城里买了房。小儿子孙志国开了个饭店，结了婚，娃娃已三四岁了。这个电话让王雷欣慰，可他忽然想到：假如孙志刚还在，孩子也该老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