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著名学者袁红冰教授的警世新著《人类大劫难》
袁紅冰新書《人類大劫難——關於世界末日的再思考》
光阴荏苒，弹指间进入了南半球春季的门槛，拂面而来的暖风使人陶醉，迎面扑来带着一个个希望的气息，但是，希望并不等于每一个人的机遇，因为，机遇始终垂青于有所准备的人，与没有准备或者无心尝试者无缘。
犹如笔者有幸拜读袁教授的又一本警世新著——《人类大劫难——关于世界末日的再思考》一书，哲人站在时代的顶端，披着一片残破的风，向人类摊开了“劫难”的谜底，“劫难”类似于深冬腊月中被冻僵的茫茫雪原，看似无法挖出一口躲避狂风的窑洞，而时间的脚步却会给有所准备者带来春的协助。
《人类大劫难》一书就是这样一本启蒙人类开始进行自救的书，又是一本深度挖掘大劫难的根源以及人类如何应对的书。所以，这本书无疑是专门为有所警觉的人们而撰写——与麻木拜物者无缘 ，除非你愿意步入自救者行列。因为，思想的火花往往能够点燃具有探索真相人格的群体和向往互利精神的一代。笔者无法回答，现实世界中有多少具备此类高贵人格的族群，更无从知晓地球村所剩下多少个不太拜物的群体？
尽管如此，此书给人类带来的启发非同寻常，应当称之为“撬开生命哲学之门的金锤”。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天堂地狱在一念之差间轮换
袁红冰教授作为一名思想苦修者，同时又是一位美和高贵人格的俘虏，在漫长而无边的孤寂思考中揭示属于生命哲学的真谛。他为感动人类而思考，感动意味着试着引领芸芸众生进入相对幸福的一种可歌可泣的尝试。这跟感动自己（也可以说看破红尘）而苦修者之间有天壤之别，因为，自救和救他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按着宗教术语讲，“救他”是纯粹意义上的大无畏精神或利他精神。
《人类大劫难》一书向人们揭示“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归根结底为心态在作决定，心态又牵涉到众多问题，其中，最关键性的还是认知。从西藏哲学的层面讲，“人”的概念为会讲又能感知的动物。这里道出了身为“人”的最基本的属性，即会讲话和能够感知。如同硬币的两面，人是精神性的，又是物质性的，因此，现在我们回顾人类所崛起的几个时代，不难看出人本身所具有的两个属性在作决斗。比如，草原时代，即蒙古骑兵征服欧亚大陆的时代，这是前无古人，甚至后无来者的一个时代，她所奉行的是英雄精神，本来英雄是人类向往的境界，更是诗化的图腾，但是，英雄唯我或绝对化的结果给人类留下了惨痛无比的记忆。同理，太平洋时代，即西方应用航海掠夺财富和征服人类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和文艺复兴在同步上演，可是物性崇拜主导了几个时代，又给人类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课，继而上演的太空时代和信息时代又加剧了物性决定论的步伐，人类掌握了毁灭地球的能量，灾难悬在每一个人的头顶。
在人类命运如此岌岌可危的时代，袁教授在预言，或者说在深度讲解人类如何去平衡自身属性的秘诀——找回精神真谛和物性能量趋于平衡的方法。生命哲学能够扮演矫正人类心态的医师，因此，哲人吸取几大文明的精髓加以个人的思考，给人类开出如何矫正心态的良药，即方式方法。可谓“哲人不救人，人需要进行自救”。
绝对化思想是晚期癌症
西藏有句话，“危机源自无知”。现在且不谈论藏人本身对这句话的重视程度如何，笔者对这句话深信不疑，不管是什么样的思潮或观点，只要是绝对化思想，它所发芽结果的土壤属于以无知为前提，或者说长期愚化为基础，除了暂时性的奇效外，没有长期性的效用，尤其是领袖神化的绝对化比一元论更可怕，因为，人变为神之后，本来一元论思想所具备的有限伸缩空间都被堵塞，从而带来无可挽回的灾难。
《人类大劫难》一书用相当大的篇幅解析了当今主导现实中国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以及极端性。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历史决定论，其实质为被修饰后的物性崇拜，并冠以科学的外衣，竭力回避精神方面的因素，试图想控制人的精神，把精神挖掘看作直接对绝对化思想构成威胁，因此，任何把自己视为永远正确的理论或继承者，不允许质疑；质疑意味着他离破产一步之差，或对其想建立绝对真理形成对立。
同理，人类对绝对化理论的放纵，或对物性欲望导致后果的忽视，反过来将成为把人类逼到死角的克星，人类无可避免地会遭到被吞噬的宿命。如同遇到西藏高原上的罡风，在风中站立，每一个人都会被冻僵在原地。其实，摇摇滚滚而来的罡风离地面高近半米，面对罡风，只有趴下避开才是生还的唯一选择。人类面对的物欲和罡风一样，其后果会夺取人的生命，确切地说将会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例如，西方国家为积累财富，几乎将对环境具有破坏性的工厂全部搬到中国，这样看似既保存本国的环境，又积累财富。其实，地球和人一样，对每一个部位的高度伤害都将引起全身的连锁反应，因此，今后遇到“生态难民”的时候，不仅西方国家所积累的财富将荡然无存，还会引发一场你死我活的人海战争，也给中共政府控制世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个时候，物质决定命运论的破绽就自然而然地显露无遗。这有力地证明了绝对化思想的危害程度和中共政府在经济上所实施的“买下世界战略”的可怕之处。笔者没有猜错的话，这个战术叫“放长线钓大鱼”。现实告诉大家，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愿意上钩，但是，中共政府也开始挑选大鱼，瞧不上小鱼或者虾米，近期中共在北京清理“三非洋人”行动对此打开了绿灯。
幸好袁教授背负起时代哲人的伟大使命及时向人类摊开了“大劫难的谜底”。应对大劫难和面对罡风一样，只要掌握了规律，就有避免灾难的余地。那么，人类能否悔改？又是否愿意将追求物欲和回归精神摆放在同一个位置或相同的起跑线上？
“超限战”比你想象的更加惨厉万状
《人类大劫难》向大家透彻地解析了中共“超限战”理论的出笼以及危害，还有这个思路将会带动的“世界末日之战”。一般人很难理解或吃透，但是，稍微考察一下撰写这部“战术理论”的两位军人，就不难看出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就会出现跟时代同等思路的人，而且，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的脑海当中除了“胜利”之外，没有与人类普世价值相应的任何东西，因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他们的思维定式，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的思想遗产，也是即将上任的“红二代”的思维模式。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1902－1983年），在中共内部所作的报告——《谭震林同志在陕西省级、西安市级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无疑是大家了解“大跃进” 与“大饥荒”的真相史料之一。“大饥荒”时期，中国饿死了四千多万人，因此，对掌握“超限战”思维的一代人是如何成长方面具有一目了然的效果，比如，报告里讲：“农业生产今年是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过的。这个胜利为什么这么大？他首先表现粮食一年就可以翻一番，而且是翻一番以上，去年我们全国粮食是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呢？八千亿斤是肯定了的，是不是九千亿斤或者超过九千亿斤，都有可能。… …今年农业生产的特点，也証明了毛主席讲的“愈穷愈革命”。今年的农业生产情况表明，过去产量愈低的地方、愈穷的地方，他的增产幅度愈高。榆林专区穷的很，去年的亩产量三十八斤，今年就翻了将近两番，我想他们明年恐怕不止加两倍，而且在今年的基础上再搞三倍四倍。因为他们愈穷就愈革命。… …解决了两条建设社会主义路线问题。一条是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羣众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的辩証法是不彻底的，是羞羞答答的，他不走羣众路线，不依靠羣众，不是冲破一切常规。我们所说的常规，就是说在几千年的社会是一步一步建设起来的那样一个常规，那是私有制的常规，叫做资产阶级的常规。… …同志们！陆定一同志写的那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的国家叫做大字报的国家。这一句话是很有意义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充分民主的国家。什么东西最民主——大字报。… …”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所谓的“超限战理论”，是经过多种政治运动和谎言中成长起来的人对中共开国元首毛泽东政治手腕的总结和研究的成果。他们也想成为时代历史命运风格的确立者，因为，当年毛泽东至少在中国扮演了这个角色。《人类大劫难》如实透视了这个可怕而又令人最感兴趣的事实。
“买下世界”和“世界活在梦呓中”的内在关系
《人类大劫难》一书中解析中共经济政治总战略目标时，有一句概括性极强而又形象性的妙语，即“买下世界”。其含义是中共政府付出不惜破毁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利用可怜的廉价劳力代价，所积累起来的财富或经济奇迹，正在发挥集权专制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杠杆作用。
某种意义上，这个现象再次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宿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以美国为例，从基辛格到包道格，从尼克松到布什父子和奥巴马，已经成为中共的座上宾，其家族也在中国经商，谁敢说他们没有特殊待遇？如同红二代在中国发横财，西方政界家族也在中国发横财。现在中国甚至成了地球上特权基层相聚的圣地，继而出现了梦呓传唱的队伍。追溯这个队伍的始祖，无疑是大名鼎鼎的斯诺先生，他是有幸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唯一访问过中国的西方学者、记者，他笔下所出现的是一片歌舞盛世的红色中国，却视而不见饿殍遍野，伏尸万里，白骨撑破青天，悲音彻于九地的中华大地。他给现在多如牛毛的梦呓传唱者开了个如何向中共当权者献媚哈腰和收取红包的头。
纵观以往东西方的文坛圣贤，无一个例外地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发出豪言壮语者有之，妙用计谋献策者多之，挖掘深层苦难者广之，却很少看到站在权力拥有者一边，无视广大弱势群体撒谎不红脸的文坛圣贤。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可以引用一句藏传佛教经文来概括此一惨状：“一切人变而非时变，此时无人拥有福扯”。
小结
袁红冰教授又作为一名诗人哲学家，他的文字已经超越了感性层次，正在表述深层的根本孤独感，根本孤独感是恰恰人类所面临的大劫难。毋庸置疑，表述是一流文圣的天职，因此，《人类大劫难——关于世界末日的再思考》一书必将引领你进入类似于波澜壮阔的大海深处，不仅会带给你惊心动魄的感官刺激，又令你感觉到万丈深渊边靠近每一个人的死亡之手，也能使你找到拯救自己的方式方法。有理由说，袁红冰教授将“生命哲学”的诠释推向了新的高度。只要人类还存在一点“自知之明”，路就在每一个人的脚下，通向拯救之顶。但是，医治“人本身成为问题”的良药是否成为“东方文化复兴与新教精神回归”？答案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人对《人类大劫难——关于世界末日的再思考》一书的重视程度。写到这里，笔者只能对大家说一声——天堂地狱轮换行驶，何去何从自重！
2012年9月17日在悉尼完稿。
作者为藏汉双语诗人、西藏流亡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