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不止一次听到身边的企业家对税收压力的抱怨。虽然这些企业自去年以来的经营状况都不理想，有的甚至苦不堪言，但各种赋税一点没少交。一位老兄甚至在7月份就把三季度的税都预交了。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很简单:要保证政府的种种支出目标，税务局就必须要完成税收计划。这些年来，中国的税务系统在完成任务的招法上已经成了精：该收谁的，什么时间收，哪个预收，哪个缓收，心中早有“一盘棋”，并且在手法上炉火纯青。所以，只要定下税收计划，少有完不成的，只是苦了企业。
2012年，经济再现下滑态势，企业经营难度加大，业绩普遍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继续如前几年那样获得足够的税收增长，非常不易。所以，我们见到政府除了加大税收的征收力度、甚至使用“预收”手段之外，还在不断地加大发债力度。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政府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这是一个基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老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先导者，并使用政府支出这个手段来带动各项投资。比如，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搞了不少省长项目、市长项目。而前期投入的，都是政府的钱。另外，政府这些年还搞了不少民生工程。按照计划，我国除了在2012年要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总量的4%之外，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面的财政补助标准也在提高，预计要从2011年人均不低于200元的标准提高到2012年的249元，增加幅度超过20%。此外，保障房建设方面的支出也被列为地方政府要优先保障的领域。
这引发了我的两个担心：第一，在经济好年份养成的花钱习惯，在不景气的年代里是否还能继续得到财力的支持；第二，在政府支出的盘子里，刚性支出在不断攀升，这会不会让中国经济早早地就染上“欧洲病”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需要长期依赖于政府政策和政府的先行支出才能得以启动和持续；同时，刚性支出的部分又在财政支出中占有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就会是一个不健康的经济，一个政府官员作茧自缚的经济。
欧债危机是政府社会福利和财政政策走到极端状态的自然结果。人是环境的动物，当环境更加严苛的时候，人的防备意识就会加强，主动性也会被大大激发；而当环境无虞的时候，人的懒惰心就会加大。出现欧债问题，根子就在于要违背人性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去建立过度福利的社会。政府承担的功能增加了，而且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减下来的功能，于是，政府最后为了兑现承诺而被迫负债并最终引发了危机。
以西班牙为例。政府的劳动保障制度非常好，正式工人的待遇高，企业就比较愿意聘用临时工，这极容易导致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另外，社会保障水平高，享乐主义盛行，年轻人不愿意努力工作。2012年初，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23%。类似西班牙的情况改变起来非常难，因为人民“不喜欢”，给钱容易减钱难。这几年欧洲一片哀鸿，但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现在想来，就是因为施罗德政府在十年前强硬推行了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减少工人福利、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经过这次改革，德国人才逐步恢复忧患意识，努力提升个人和企业的竞争力，使德国经济恢复生气。但是，施罗德政府却因此而倒台，这不能不说是个反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