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动”成员的这种极端行为，招来了自己的灭顶之灾。（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一本《文化大革命简史》在谈到“联动”时，说他们在“文革”初始“以真诚的激情投入过运动，甚至有过分狂热的举动”；而后他们的反“中央文革”行动“反映出存在抵制和反对的力量”。
既是史书，内容必须真实。“联动”的情况果真如此吗？
所谓“联动”的成员——特别是其中的骨干，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特别是当时（指“文革”之前）的中央领导的子女。他们这些人对于自己的家庭出身有着极大的优越感。他们的逻辑是：只有象他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由于受到浓厚的革命气氛熏陶，因此革命的立场最坚定、革命的感情最深，革命的觉悟最高。在毛泽东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之后，他们更是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最可靠的、理所当然的革命接班人。
“文革”伊始，当时那种把阶级斗争推向极端的做法很合他们的口味。特别是把提出“重在表现”和反对“自来红”口号的彭真等人打倒，更使他们感到高兴。他们认为：大显一番身手的时机来到了。而事实上，也只有他们这种人才敢首先起来进行“革命造反”，在“非劳动人民”（他们的语言，实际上把广大知识分子也包括进去）和普通劳动人民子弟面前趾高气扬、飞横跋扈、不可一世。“文革”初期毛泽东写亲笔信赞扬有加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及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就是由他们发起组织的。再后来，他们这伙人将组织发展成为高北京一般“红卫兵”一等的“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它得到当时最高领导人的大力支持。“西纠”的袖章是编有号码的。他们为毛泽东制了“001号”袖章，为林彪制了“002号”袖章，为周恩来制了“003号”袖章。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林彪和周恩来都戴上了“西纠”的袖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照片上，林彪和周恩来佩戴的红卫兵袖章上印的“纠察队”字样都清晰明显而突出。有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是这样描绘他们这伙人当时的所作所为：
“他们以‘唯成份论’为宗旨，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到处造反、‘破四旧’、搞‘打砸抢’；老红卫兵们把‘唯成分论’发展到了令人发指和可笑的程度。对于出身不好的人，不管是他们的老师、老干部还是老百姓，一律打成‘黑帮’、‘黑五类’、‘牛鬼蛇神’，进行抄家、批斗、毒打、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他们一开始就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十分拥护和狂热，并把这场革命理解成了对出身不好的人的大规模专政。他们胆子忒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加上以‘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作为精神支持，可说是有恃无恐。北到‘苏修’，南到香港、缅甸，他们都去造过反，有的甚至越过了边境去当了异国的游击队员。应当说，是他们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行动推向了全中国，他们才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打、砸、抢、抄、斗’的始作俑者。（例如，北京市第一个把彭真等人拉出来批斗的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帅府千金’。）……他们当时年幼无知，只不过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才起来造‘旧世界’的反，干出了许多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文革之后许多文革题材的文艺作品中，那些穿着军装，扎着皮带专门用鞭子打人的红卫兵形象，大都出自这些‘老红卫兵’。”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倒批臭反动学术权威”、“大破四旧”等口号的鼓动下，他们依仗权势，有恃无恐地、疯狂残酷地、甚至灭绝人性地体罚、折磨、毒打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所谓“黑六类”（所谓的地、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及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多少无辜者成为他们的棍棒和皮鞭下的冤魂。以下，就是从“文革”后有人编制的一份《文革受难者名录》中摘录的有关他们在这方面的部分罪行：
“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6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陈彦荣，男，1929年生，1966年时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拷打。当天夜里陈彦荣被打死。死时37岁。他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遍体鳞伤。“红旗”红卫兵把陈彦荣的尸体与另一同时被打死的人一起送火葬场烧掉，未留骨灰，但是要陈家付出28元钱火葬费。
“1966年8月末，一个恐怖的消息在北京东郊管庄的玻陶水泥设计院传开：技术员黄瑞五，8月28日在城内西城区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了；红卫兵三个小时打死了他家的五口人。”
……
以上是从该资料中摘录的当时有姓有名的一些人的有关事例。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有姓有名的事例。至于“无名氏”的事例，更是不计其数，我在此是无法一一摘录的，也不忍心这样做。因为，请看：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面对如此恐怖和残酷的事例，如果再一一进行摘录，我的心理承受能力看来是不够的。
他们的这种犯罪行为是造成当时社会恐怖、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他们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行为，为广大人民憎恶和鄙视，却受到了毛泽东、林彪等的赞赏。江青吹捧他们是“小太阳”，更使他们越发不可收拾。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也许就不会有他们的这般疯狂；而如果没有他们的这样助纣为虐，“文革”的那段时期也就不会使人们那么刻骨铭心的了。诚然，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无知的未成年人。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说很大的原因是“被利用”也不会错。但是，由此也不难看出：他们所受教养的程度和道德培养究竟是达到何种水平了。因此，“以真诚的激情投入过运动”一语难以与上述行为对上号；“狂热过分的举动”的轻描淡写更难掩盖罪行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们这些人万万没有料到：“文革”并没有如他们想象的那样进行：“文革”不仅仅是整“黑X类”和仅仅打倒了彭真等人而已，仅仅过了一个短暂的“甜蜜”时期，他们自己的父母竟然也成了不久前遭他们侮辱、虐待甚至杀害的人的同类！这种处境和心理的变化落差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仅仅是由于受人欺骗、被人利用做了些坏事，而后却能翻然醒悟，奋起反击那些骗子，人民必然会欢迎的。可是，他们在“剧变”发生后都干了些什么呢？还是据那篇文章描述：
“后来，因为他们许多人的父母皆受到冲击和迫害，有的人洗手不干了，当起了逍遥派，全国到处串联；有的人怀着报复心理，成立了东城、西城“纠察队”和“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他们和大学里的高干子弟联合起来，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和打击造反派。有人甚至公开写出‘炮轰……’的大字报，‘攻击’毛泽东。为此，他们许多人被谢富治的公安部抓了起来，受到了打击、迫害。后来毛泽东说不该抓他们，让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把他们放了。”
从中，人们可以看到：
第一：他们反对的仅仅是把他们的父母打倒这一做法，并且因此而产生极大的敌对情绪。他们建立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就是由此简称），也就是“联合”他们这些同类人（父母都是高干，都被整了。）一起“行动”。他们根本就没有思考过：这种整人的做法的错误根源，根本没有对广大被迫害的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和其它群众表示过任何同情，更没有把这一现象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过。
第二：对于自己在此前“文革”之初的的所作所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承认、或者说认识到过是罪行，甚至连是“错误”都没有提过一个字。这是和他们上述（第一点）的想法和行为密切相关的。他们对父母被打倒的不满，说穿了，主要就是因此使自己失去了优越的地位，失去了整人、玩弄人的资格。事实证明：他们是一群极端自私的人。所以如果任凭他们的话，他们会干出什么来？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他们采取“行动”，根本就没有想要团结广大人民。而事实上，他们也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的。其原因是：他们的行动仅仅是为了他们这些极少数一部分人的利益，于国于民根本毫无益处的。因此，他们也只能是就这么一些人在“联合行动”，从他们的口号中更可看出他们政治上的愚昧无知、处境的尴尬和孤独，以及人品的卑鄙而又低劣。
对于他们的“行动”，《简史》云“反映出存在抵制和反对的力量”。此语并无明显的褒彰色彩，就事论事而言也不算错。但是总使人觉得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不知为何不能明言这伙人的丑恶之处？“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对那些象张志新一样的忧国忧民的正义志士的反“文革”行动是毫不犹豫地进行坚决而又残暴的镇压，决不心慈手软。而“联动”被关了两、三个月即被亲令释放，其“反对和抵制”的性质和力度如何，也就可见一斑了。
总之，“联动”臭名昭著，不得人心。它是“文革”的畸形儿，是一堆历史的垃圾。它所犯过的罪行是绝对无法掩盖的，更无功可摆，这是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