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斗争游行（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肃反运动
1955年5月，毛泽东捏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以此为引子，开展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进而扩大为整个毛统区的肃反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作出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5%左右的估计。这次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到1957年基本结束。在1800多万职员和人员中，确定10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1]冤枉了多少人，难说得很了。肃反运动，为后续的反右运动预埋了地雷。在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文人杜高，逃得脱被肃反的厄运，终于逃不出右派分子的厄运。[2]
取消中国人的思想自由
通过1950年3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1955年5月开始上演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通过1955年7月开始的肃反运动，通过1957年6月开始的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通过1959年9月开始的无中生有反右倾运动，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被彻底取消。
毛泽东收获惊人
实行以崇拜毛泽东为纲的愚民政策，毛泽东收获惊人。狠斗“私”一闪念的年四旺，就是典型的愚民。这种愚民，很多过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仍然执迷不悟。广州《老人报》2007年8月8日第8版文章《那一年我九死一生》的作者晓歌女士，毫无疑问属于不醒悟的一族。她在文章中写道：
[1969年初，我报名去江西峡江县插队。刚要走，却查出扁桃腺肿大化脓。匆匆入院做手术，出院后一周就下乡插队了。当时身体十分虚弱，连稀饭都难以下咽，但我没有任何的犹豫，心已飞往革命根据地。
到生产队后，我便和同学们一起出工。扛毛竹、插秧、翻土、挑牛粪。我开始腹泻，无论服什么药都无济于事，腿脚肿起来了。那时我才十七岁，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支撑着，又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更要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坚持天天带病出工。
两个月下来，我竟瘦掉了三十斤，还开始拉带脓血的大便，下腹隐隐作痛。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又吐又泻，发起了高烧，还不停地说胡话，神志不清。女知青们吓坏了……
第二天清早，大队民兵营长把我从山坡上的知青屋背下来，拖拉机上面放着一张竹床，垫了三床被子，他们又给我盖了三床被子，但我仍在打寒颤，连抬抬头挥挥手向大家示意的力气都没有……
到了公社卫生院，我很快得到了抢救。我父母闻讯后，焦急万分，哥哥来赣将我接回了上海。回沪后换了好几家医院，过了两个多月才查出我肠子里长了个瘤子，随后开了刀。
手术后，我没有听从家人的劝告，很快就返回江西。……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那时候拼体力拼青春留下的疾患随着更年期的到来越发加重了。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差？我知道那是知青生涯留下的，但我仍不愿诋毁那令人刻骨铭心的岁月……。我们虽然丧失了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最佳时机，但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磨练……
那一段人生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笔终身的财富，是一段珍贵的阅历，是一门深刻的课程，令人永远难忘。]
以崇拜毛泽东为纲的愚民政策，将亿万中国人变成单向思维只会考虑工作，不会正常考虑生活的工蚁式体力劳动者。晓歌女士从小到大一直受愚民教育，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极差也要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就是毛式愚民政策的典型成果。青春少女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只知道拼体力拼青春干活，实际生活中受苦受难的她，过了三四十年仍然赞美而不愿“诋毁”那个无数人经历而且自己亲身经历无谓九死一生劫难的岁月，此女崇拜毛泽东思想中毒之深肯定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了。
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208页
[2]李辉：《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4页。
(原文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