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七千人大会五十周年感言（下）
追忆亲历大跃进大饥荒的岁月
下面说说大饥荒时的重灾区，我的家乡安徽省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个人作为反右和大跃进劫难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一些经历和调查研究的所见所闻所思。
安徽省是大饥荒的重灾区，是有史可查的。根据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第369页记载，安徽省总人口，1958年年末为3394万人，(农村人口2997万)，1961年末为2987.7万(农村人口2548万)。与1958年比较，1961年末共减少406.3万(农村减少449万)。而据安徽省统计局编的《安徽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省共出生人口为141.7万人。那么与1958年相比，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应该是406.3万十141.7万=548万人。除去正常死亡数丶逃亡丶失踪人数等，张恺帆所说”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是接近事实的。这应该称得上是正史了。
为了论证这一时期的历史，还可以举出下述较为可靠的资料，相互印证。
一是发表在《炎黄春秋》2011年5月号的文章:《我为遵义事件计算死亡人数》一文，上面有一张表：“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灾前全国人口为63474.9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口3245.8万人，死亡率为5.11%。表上第一位的就是安徽省，灾前人口为3446万，非正常死亡633万，死亡率18.37%。四川省非正常死亡940.2万，绝对值全国第一，死亡率13.07%位列第二。就安徽省而言，非正常死亡人数，大于《张恺帆回忆录》书中记述的数字，此乃因为一是三年一是五年之别也。事实上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也确是从1958年开始，绵延至1962年的。
数字是冰冷的，但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我们不能像没有人性的恶魔斯大林那样，说什么死亡几百人几千人，那是人命;而几十万丶几百万人的死亡，那就只是数字了。
当然更不能像政治流氓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有几亿人口，死几千万有什么要紧，让妇女敞开肚子生，几年不就回来了。这种拿中国人不当人，一付无耻的嘴脸，真该下十八层地狱！
下面再说说另一个可以参照的数据，是公安部三局王维志研究员的研究成果。他说那几年安徽省有11个县，死亡率超过百分之十，依序前六位的是无为县18.23%丶太和县17.479%丶宣城县16.31%丶亳县16.238%丶宿县14.432%丶凤阳县13.604%——这个数字未查到起讫年月，虽然较上述两家数字稍低，但非正常死亡人口，全省在四百万左右，是有根据的。
我为什么又要引用这一数据呢，因为它和我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从这张小表上看，安徽饿死人数排在第一位的无为县，和排在第三位的宣城县，正是大饥荒年代，我生活过和最熟悉的地区。
先说说无为县。如果说安徽省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那无为县就是重中之重！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1961年之后未统计)，就饿死了320422人。占全县1957年底人口总数982979人的34.8%！
无为县位于长江北岸，境内水网纵横，是江北的大粮仓，也是对岸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稻米主要供应地之一。大跃进中三年，为何在没有大一点的自然灾害情况下，一个鱼米之乡，竟会有数十万农民被饿死？这是谁之罪？对此已故的无为县农委干部丁人卜先生和杨金声先生，作为研究无为事件的开拓者，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结论，那就是人祸！
这里要说一说已故的丁人卜先生。他作为县委农村政策研究的负责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冒着风险开始调查无为县大批饿死人的惊天大案。经过多年的走村串户，和查阅县公安局丶统计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的档案资料，终于编成《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迹》一书。随即送各主管部门审阅，也呈送给无为事件当事人张恺帆副省长过目，均无异议。以后丁人卜先生又个人出资打字印刷装订成册，广泛征求意见，均未听到质疑的声音。这些都足以证明，这本资料是一部当代人写当代事的信史，是真正来自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的第一手可信资料，弥足珍贵！
2008年我在无为县采访时，蒙杨金声老师将此打印稿相赠。以后丁人卜之子丁华林夫妇与杨金声老师，五七难友方后高先生，一齐到我家。丁华林先生亲口授权我可以发表及引用其中资料。
我在认真读过丁人卜先生遗著之后，首先是受到极大的震撼，继之也感到有责任，将它推向媒体，让更多的后来人，知道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人间地狱式的悲惨事件，有多少我们的骨肉同胞，枉死在大跃进共产风的狂潮中。为此我一面将它们一字一句录入电脑，一面开始写一些解读性的文章。诸如《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丶《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读张恺帆回忆录》丶《一场肢解中国农民家庭的前哨战——人民公社食堂苦难与罪恶的渊薮》等等，散发于《炎黄春秋》及共识网丶五柳村丶观察等中外网络。
拙文发表后，曾引起过较广泛的关注。有在世界各地无为人，特别是大饥荒中死难者的家属，来函来电表示无限哀伤的;有来函希望帮助寻找大跃进灾难中失散亲人的;有函索拙文并希望转载和出版的;有对一些史实疑点希望能进一步说明和澄清的，如光明日报社一社89岁的老先生来函询问，丁人卜先生为何不对1961年之后的无为农村做调查统计？我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一一回复了。
当然，也会有反对者的声音，大概是拙文及引用的史实，触到了一些人包括官二代们的痛处，我曾连续两年收到过恐吓短信和电邮，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有境内的也有境外的，有说我要遭到报应，也有干脆发来连续14个4的。4者死也，我都一笑置之，依然我行我素。我历来行不改姓坐不更名，所有文章皆实名实姓。你们骂也好恐吓也好，为何不敢报上名来？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尚无畏惧，你们怕什么呢？记得是名报人林白水先生，面对恐吓信说过一句话，他说生为庸人，死作鬼雄！林先生果然以后求仁得仁了。林先生此言，我心有戚戚也。
话说远了。无为大饥荒事件披露之后，受到更多关注的还是学界，和大跃进大饥荒的研究者们。我曾接到过多封函件，索要丁人卜先生的遗著，其中有境内外的专家学者，也有像阳光卫视这样的媒体，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库这样的学术机构。我都一一即时赠送了。只在回函中表述，我们只有一个共同责任，那就是在为大跃进大饥荒中枉死的中国数千万亡灵的哀悼中，不能忘了要为他们讨回公道，要对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罪酋，尤其是首恶毛泽东进行历史的审判！
丁人卜先生这本遗著，究竟写了些什么，这里不能一一介绍了。只能说它是从共产乌托邦到人间地狱，一份极好的标本。它通过翔实的数据调查，可贵的细部描述，真人真事的真实记载，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县，一个濒临长江的鱼米之乡，一个大粮仓，怎样的经过大跃进共产风肆虐之后，如何的粒米如珠，后来连黄豆杆子丶花生藤壳丶高梁杆子丶玉米叶皮芯都充口粮，最后草根树皮也吃光。接下来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家家有新坟，处处有尸臭的人间地狱！它告诉人们所谓大跃进期间，无为的粮食总产量，远不是什么高产再高产，翻番再翻番。而是铁的事实告诉你是土地荒芜，粮食减产。从58年到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57年为6.7亿斤;58年为6.2亿斤；59年为4.4亿斤；60年为4亿斤，与57年比减少36.5%。而1958年粮食外调任务，竟然是2.3亿斤！
它还告诉人们，什么叫反瞒产私分，那就是逼粮，也就是逼命！当地民谣：“见偷吃的打嘴巴，下圩迟的开口骂，叫不来的绳子拿，若强调就梁上挂。”
“赫店公社苏塘大队汪坛生产队长支部书记丁家法，打骂群众，克扣伙食无所不为。1959年3月小饲养员丁玉全因偷吃蚕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小玉全耳朵上剪掉一块肉，当场流血不止，第二天头部肿大，半月后死去。”
“新河公社马城大队石碑生产队队长傅昌桂，今年上半年不到100天内，打了35人，达153人次。女社员倪华的小孩偷了约5斤稻，傅将倪华拖来吊打，用烧红的大底针在她的鼻梁上烙了个‘十’字火印，并责令妇女组长将该女社员头发剪光，以示偷窃。社员陈明文因病不能参加生产，遭他一顿毒打，因伤重而死。”
58、59、60三年春，有的地方人均供应只有半斤：有的地方只吃二两、三两；有的地方断炊。以致外流、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普遍发生，还要搞反瞒产私分。59年12月18日无为县委第一书记恶吏姚奎甲，到红庙公社召开党委会，批判该公社为什么只报单产360斤，说红庙公社有特务，有瞒产私分行为。立即将党委书记吴定诚撤掉。指出当前工作要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随于12月10日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的13天会议，用严刑威逼报粮。在会议期间及会后，闸北大队原有4944人，死去2260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49%，该大队的西林、大季两个生产队，在13天会议期间就死去395人；新屋生产队原有112人，死去78人，占66%，全家死光的7户，共33人。正岗大队王村原有590人，即死去310多人，占52.5%；徐岗大队原有3625人，死去2023人，占55.8%。”
“59年12月31日，姚奎甲到关河公社。该公社有6个大队断炊，其中双泉大队已有一个多月未有供应，每天死六、七人；石岗大队一天即死16个人，公社拿出4000斤粮食安排生活。姚知道后，拍桌大发公社书记徐明理的脾气说：‘你如果不把4000斤粮食收回来，就是瞒产私分的头子。’并在第二天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喜皮笑脸的说：‘我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三个一：今天是元月一日；一双空手；要粮食一粒没有。’”这样的恶吏，还有一点人性吗？
大量饿死人还与人民公社的食堂制度，有紧密的关系。据我的一位本家，当年在无为县高沟公社草埂生产队当过小队会计的堂兄对我说，他们的小队食堂管147人伙食。有时一歺饭竟然只有2斤米下锅！人均不到10克。农民作家王有任先生曾对我说，有些基层干部和炊事员，居然在熬大锅糊糊汤时，用纱布把米包起来，这样他们就能吃到半干的饭，而农民们只能喝大锅清水汤了。所以当时当地有民谣:”一两二两饿不死生产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
毛泽东---曾希圣---姚奎甲，这一伙暴徒，如此残害中国的善良百姓，心肠之狠毒，手段之毒辣，后果之严重，古今未有，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虽万死也难赎其罪！
说过排名第一的无为县，再说说排名第三的宣城县。如果说长江之北的无为是江北大粮仓，则宣城县则是江南的锦绣之地，更是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富五业兴旺的膏腴之地。谁能想到就是这块毗邻人间天堂苏杭的沃土上，在大跃进共产风肆虐期间，竟是也是白骨遍于野，百里无鸡啼，死难者枕藉的悲惨世界！2011年夏我和余习广先生去宣城调查，原宣州市政协委员，某医院放射科主任胡医生告诉我，大跃进大饥荒期间，宣城县饿死人的比较可靠的数字，应该是18万人，而不是过去流传的17万人。当时宣城全县人口约为60万，死亡率在25%以上。
宣城，以及和它邻近的芜湖当涂，都是安徽省长江以南的精华所在，它的美丽富饶，一部分是大自然的恩赐，一部分却是得益于我们祖先的辛劳开掘。我们不妨对它们的历史，做一点简略的回顾。
芜丶当丶宣一带，汉以前很多地方是湿地，芜湖者荒芜的湖滩也。鸠鸟翔集，芜湖又名鸠兹。宣城也近似，仅宣城北乡的江南五湖(金钱丶青草丶南漪丶丹阳丶固城)之一的金钱湖，四周即是有二十余万亩的大湖滩。三国期间孙权大帝赤乌元年至四年(公元238--241年)，孙权为了对抗北方发达强盛的曹操，派冠军将军丁奉，以五路总兵衘镇守宣城，芜湖一带。同时开发五湖区，使它成为东吴的大粮仓。丁奉不辱使命，率军数万，一边操练，一边围湖造田。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使荒芜的五湖区湖滩，变成了肥沃的良田。遇旱则积，遇涝则泄。圩内高处广种桑麻丶麦菽，低平处种稻，水面养殖。有一首曾作为高考作文命题的，清人阮元的吴兴杂诗：“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万户家。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也正是五湖圩区的写照。
其中仅以围宣城金钱湖为例，丁奉经四年经营，筑堤104里又49步，堤宽丈余，堤高2丈余，堤底宽五丈，围成一硕大的金宝圩。圩内有良田十万零二千亩，水面六万八千七百亩，一千多个村庄，七万八千八百余人。圩内阡陌成绣，沟渠纵横，土壤肥沃，旱涝保收。可产粮六千万斤到八千五百万斤，棉花二万担到三万五千担，大蒜一百多万斤，鲜鱼二百万到四百二十万斤，是货真价实的鱼米之乡。2011年7月我与余习广先生一起，租车去属于金宝圩的宣城养贤乡，登上始建于1700多年前的金宝圩大堤，缅怀先贤，再想到共产风期间，执政者的恶劣行径，感慨系之，久久不能释怀。
三国以后，长江以南一直物产丰富经济富裕，不仅自身衣食无忧，而且也是中国稳定的一股强大的物质基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晋永嘉年间的八王之乱时，生灵涂炭，唯独江南尙可安居。“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以后才有北方八大姓氏衣冠南渡，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口大迁徙，文化大交流。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一千多年来都是水旱无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文人辈出之地，到了所谓大跃进期间，竟然也饿死了那么多人，我们对得起祖先吗？丁奉将军在开发宣城期间，吴王孙权下诏：“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其年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想想古人比比今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起我们多年唱的所谓红歌，什么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旧世界真的就那么万恶吗？新世界真的就万里江山披锦绣了吗！一千七百年前吴王孙权，尙能造福百姓，使中华儿女能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衣食无忧。而可恶的毛时代，只会对亿万生灵作彻底的掠夺。为了去争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地位，竟然迫使中国老百姓成千万的被饿死！他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中华民族的百姓与先人！
可惜，宣城县在大跃进大饥荒中，发生过如此惨烈的大批饿死人事件，至今能读到的材料极少，远不能和安徽省的无为县太和县凤阳县巢县全椒县等县相比。我们只知道当时的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位名曰徐应钦的，为了反映宣城大批饿死人的实情，为了冲破当局对邮政的控制，曾步行去邻省江苏高淳县邮局去投递。就这样还是被宣城县委截获了。听说徐后来被关进大牢不知所终。
当时县委主任负责人，是田、杨夫妻店。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垮台了。作为曾的红人，这对夫妻一度失势，田在地区商业局赋闲时，我还见过他。不久他就晋升到一个地级市当副书记，升官了。而宣城死掉的十八万人，死了也就死了了。
最后说一点我个人在大饥荒中的经历。
我1958年21岁时被划右派，发配到广德县一个叫门口塘的农场，接受监督改造。接下来就赶上了大跃进大饥荒，我年幼体弱，又铁帽压顶。备受饥饿丶劳役丶批斗等多重磨难，能活下来也是九死一生。我还亲眼见到一些右派难友，受尽欺凌，活生生的就死在我的面前。至今难以释怀的是一位叫周志银的无为藉的小学教师，只因为在工地上捡到半截小山芋，私自吃下去了。被作业区虎狼一般的主任赵德隆，在检查厕所时，发现了有吃生山芋的大便，顺藤摸瓜，查到了周志银头上，马上开全作业区的批斗大会！赵德隆人高马大，破口大骂多时仍不解恨，对着已经弯腰认罪的周志银的胸口，连踢带踹两大脚，周饥饿多日，已衰弱不堪，那里能经得起这重重的两脚，只听到周惨叫一声，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气绝身亡了。人都已经死了，赵还大发淫威，先说他装死，后又说“死个把右派还不就像死了条狗一样，谁叫他偷山芋吃！”
这里说一下验大便是怎么回事。那是1960年的早春，生活最为困难时期，主食品就是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芋。山芋有多种吃法，整个煮着吃的机会很少，经常是切成片掺和一些山芋藤山芋叶，再加少量大米熬成糊吃，这样大便也成粘糊状。有时吃的是山芋洗过殿粉之后的山芋渣，那大便也呈渣状。而吃生山芋的大便，则是一种不粘不散的特殊形状。我们右派只能在食堂就歺，因此厕所里决不准出现吃过生山芋的大便。赵德隆扛过长工，这些他都懂，不然一位为人师表的教师，怎么会因为半截生山芋，就丢掉了性命。
我见到过更多的死亡还是农民，特别是在离我们农场不远，一个叫新杭公社的水库工地上。因为挑水库的人多，人多粪便就多，我们是去拾野粪的。挑水库是个硬活，不像下地干活还能磨磨洋工。挑担子少走一步是到不了位的。把经年挨饿已是气息奄奄的农民，赶上水库工地去干这个硬活，无疑是迫使农民早死！亊实也正是大饥荒时期，饿死农民最多的地方，就是水库工地！我不只一次看到过一些农民，歪歪倒倒地挑着半筐泥，走着走着往地上一倒就永远起不来了。也许是见多不怪了，有人死了却很少见到有人在呼天喊地的痛哭，人们是麻木了？还是想到说不定下一个倒下的就是自己，或是人们都饿昏了，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是见过一次死人，就在心灵上刻上一刀，死人见多了，心上的刀疤也刻多了，心也就硬了，也忘记了什么叫悲伤和怨恨了，就这么懵懵懂懂地活过了古稀之年，近年来才有一些醒悟。（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