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做了几个星期和尚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我在弓弦胡同原保健局宿舍的家因此不得安宁。我住的宿舍院内有二三位卫生部副部长住在里面，医学院的学生和许多外地到北京的医疗卫生人员，三天两头到我们住的宿舍来抄家。有时敲错门，找到我们家。中央文革小组常派出人，化装成学生，参加抄家和捉人。我不是目标之一，但现在天下大乱，红卫兵起了串连狂飙，满天栽赃诬陷。娴劝我少回家，多待在中南海。只要我跟毛在一起，就很安全。不过我平时写的日记这时已经有了四十几本，都有关于我的工作和毛的情况。娴认为留在家里太危险，一旦被红卫兵抄去，就立刻可据为反革命的证据。我带到中南海内，全部烧了。
毛知道了我的处境，特别给我一个工作。毛让我和吴旭君筛读每天由全国各地如雪片般涌来的各种小报，挑选一些送给他看。此时全国文革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文件数量太多，毛的几位秘书也看不完。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这些文件刊载各式各样的消息，甚至有的连中共中央的机密文件及会议都登在上面。这些小报都是由各种革命造反红卫兵组织所编发。我可以从这许多小报得知各地方文化革命动态以及许多领导被批斗的大会记录。栖身中南海内，也正好暂时躲开这乱糟糟的外面世界。弓弦胡同那份宁静之美，已被打得粉碎，我觉得很难过。但同时我很庆幸有中南海的保护。
没多久，中南海也变得不安全了。每个人都遭到怀疑。
这时，周恩来也受到以江青为主的造反派的围剿。他们给他戴上反党的帽子。事情原委是一九三０年代上海《申报》，曾刊载一篇伍豪（周当时的化名）宣布正式脱离共产党的启事。
周有次来室内游泳池见毛，当时我也在场。周腋下夹了一份图书馆借来的《申报》，跟毛谈这件事。周说这篇文章是国民党造假诬陷，刊载时他人不在上海，已经到了江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这是国民党捏造的，康生可以证明。毛从来未对我谈过对此事有看法，但我知道周直到死前，心头都有这个阴影。
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田在中南海的人缘很好，许多人都为他的自杀感到悲伤和震撼。田是反党分子，因此，所有和他有关的人都被怀疑有反党嫌疑。周恩来更是深恐中南海内藏了想谋害毛主席的反党分子。为了毛住在中南海内行动安全，周恩来让汪东兴将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除警卫局以外各局的一些受怀疑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称为学习班，由宇光主管。在这个班上要坦白交代反毛、反共产党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及行动，同时还要揭发别人的这类言行。
九月中旬，田的遗孀董边写信“揭发”我。田自杀身亡后，她必须和其划清界线，以示对共党的忠心。董为了自保而“揭发”我。董说我同田家英过往极密，平时无话不谈。但其中没有指出具体的事实。因田家英已自杀，是个“反党分子”，我同他“密切”，自然可疑了。
另外，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揭发我早在一九六三年，由武汉回北京的专列上，我、毛的秘书林克及汪东兴闲谈。那时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刚刚有些好转，毛又开始推动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时又人心惶惶。我说：“主席这个人就怕大家过好日子。现在刚有口饱饭吃了，又在折腾起来。”随后我又讲：“他这个人为人不好。”后面这句实际指的是毛在男女关系上的不正当作风。
回到北京以后，林克将我说的这些话，告诉田家英及逄先知。这时逢写成了揭发材料，证明我的反毛言论。这份材料如果落到中央文革小组手里，他们会将我作为反革命分子捉起来。
汪东兴告诉我这两件揭发信，他收藏起来。汪的“保”我，有他的道理。我到毛处工作，是他首先推荐的，我成了反革命，他的责任不轻。其次，我讲这些话，是当着他的面说的，汪自己也有不少反毛、反江青的话，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我如被捕，坦白出去，正好让江青抓住。
汪多次同我谈过，叫我不要怕江青和中央文革对我下毒手，他说：“怕什么？顶多你同我一起坐牢。坐牢有吃有住，又可以不工作。怕什么？”
何况，有这两份揭发材料握在他的手内，抓住我的辨子，永远不敢“背叛”他。
汪不能把那两封信烧了，因为他也怕别人说他烧一些不利于他的文件，对抗文化革命。汪把这两封揭发信锁在宿舍的保险柜里，并叫办公室的人与已调到新华社的林克谈话，叫林克不许乱讲。然后让宇光在学习班，将逄先知训了一顿，以后不许这样胡说八道，再胡说的话，加重他的罪行。一九六七年五七干校成立，汪将逄先知跟第一批人一起下放到江西。逄直到十多年后，一九七八年才被调回北京。
但是到十一月，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警卫局内有相当一批人组成了革命造反队，目标是打倒汪东兴。中南海内贴满了声讨汪东兴的大字报。闹得最凶的是警卫局下属警卫处及行政处的一些人。汪怕被抄家，他将这两份材料送到周恩来处保存。
周说：“你这不是交给我两把火吗？”但还是锁起来了。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周去世后，汪在清理周的文件中，又将这两份收回来，他告诉我，烧掉了。
毛亲自出头保护了汪东兴。毛同我说：“警卫不能乱。警卫乱了套，哪里还有安全呢？”又由周恩来反复向我们讲：“凡是在首长身边的人，不允许参加革命造反组织。”一次外出到人民大会堂，乘车回到游泳池，毛下车后，对司机说：“大字报说‘火烧汪东兴’、‘油炸汪东兴’，火烧、油炸都可以，可是不要烧糊了，炸焦了，糊了、焦了就不好了。吃烤鸭，谁也不会吃糊焦鸭子。你回去同你们交通科和别的地方的人都讲一讲。”
毛的这些话，是发出“保”汪的信号。警卫局不能乱，否则可能危及毛的安全。在文革一片混乱中，毛自然是从他自己的安全观点来衡量大局。于是，支持汪、支持警卫局党委的人，组织起来，由中央警卫团协助，将警卫局内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就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党委没有被打倒，原党委负责人没有被打倒，仅此一家而已。
待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其他中央领导人也被批斗后，中共政治局完全解体。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并头会，参加的人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外，还有周恩来、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汪东兴、叶群，实际上起着政治局的作用。
毛的确需要汪东兴。毛在对敌人全力反扑时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上次录音事件，毛怀疑菊香书屋也被安装了窃声装置，他便对自己的住房失去安全感。他决定搬走。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回到北京后不久，一组搬到了北京市外玉山一号楼。没住几天，毛说这里有毒，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里盖有数栋别墅，树林葱葱，有一个大池塘。文化革命小组的办公室设在钓鱼台内。汪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其他小组人员早已迁入。毛住到附近的十号楼，江青往在十一号楼。
又没有住多久，毛仍觉不安全。于是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这里住得比较久，到接近年底的时候，搬到中南海室内游泳池。这是他最后的住地，在北京没有再换住处。
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提倡的禁欲主义使然，毛回到北京后，有很短一段时间，没有跟女人厮混。但中南海仍为他每星期举办两次舞会。有次江青从上海回来，也参加了舞会。毛点播了京戏唱段“游龙戏凤”－－在当时已被禁演。这里使我回想起毛对我讲过一段历史上他的看法。他说：“明朝正德皇帝到山西、雁北一带，并不是为了游乐，目的是巩固西北边疆，开拓边陲。在这一伟大目标下，兴之所至，偶而‘戏凤’，也在所难免。”他说的‘戏凤’，就指的是京戏中的这个“游龙戏凤”。
江青现在成了文艺界的仲裁者，整个人都改头换面。江青的服装大变。过去她一贯穿西装、半高跟皮鞋，现在成了近似所谓毛服的上衣及长裤，脚踏平底鞋。她看到我的时候，显得很严肃，好像她已掌握了一切，可以决定一切。现在的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