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所处的气候条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形容：“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化。”
复杂而独特的气候孕育了中国人，同时也为中国历史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创造了条件。著名学者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就曾这样谈到，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者，诚非过言。”
根据他的统计，公元前18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有记载的水灾1058起，旱灾1074起，约占全部灾害的40%以强，因而成为中国最为主要的自然灾害。
夏季风无疑是导致中国水灾频发的主要原因。同时，重大旱灾也往往发生在夏季。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阎守诚对唐代旱灾的统计，夏旱超过34%。由于夏季是各种秋收作物旺盛生长需要水分最多的季节，降水稍有缺乏就会严重影响作物产量，所以夏旱往往被称为“掐脖旱”，历来是影响最为严重的受旱季节。
在历史上，即使盛世也往往疲于应对强悍的夏天。
对于中国人而言，如何应对夏天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移动的水灾
提到夏天，就不能不先说到水灾。水灾是中国最为古老的自然灾害。根据历史典籍，早在远古时代水灾就开始困扰中国人。唐代虞世南所著《北堂书钞》中就说，“遂人氏时，天下多水”。
后来到尧舜禹时，号称有滔天洪水。邓拓认为，所谓滔天洪水，不过是因天降大雨而致“九州阏塞，四渎壅闭”。
根据中央气象局1981年编制的《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等资料，1470年至上世纪80年代间，中国洪涝灾害大体以哈尔滨、呼和浩特、成都、广州一线为界限，以东部地区为洪涝高发区。
从历史上看，在1949年之前的大约两百年里，华北平原水灾最为高发，其次是江淮地区及河西以东等地。进入20世纪后，华北水灾减少，江淮地区保持平衡，但东北地区特别是松花江、嫩江流域成为水灾高发区，同时河西、陕南、关中地区成为重灾区。
这时，中国水灾的高发区已经大致以“胡焕庸线”为分界。所谓“胡焕庸线”是指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瑷珲—腾冲线”。而从1949年以后看，水灾的东西差异更加巨大，中国地理第二级阶梯，即青藏高原与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以东的水灾比较严重。
水灾的分布与夏季风所影响的中国降雨分布大体相当。确切地说，中国各地水灾受灾的高峰都是在6至9月，这与中国夏季降雨的变化完全一致，同时与农作物生长周期也完全符合。从这些条件可以看到，水灾高峰的出现是与水灾原因降水和承载体农作物的变化一致引起的。当然，对于不同地区来讲，又与本地区降雨和农业生产的变化相一致。这也是夏季风带给中国的影响。
但是从历史上看，水灾的分布与降雨也有所不同。以唐代水灾为例，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唐代气候特点仍存在争议，包括“全暖说”、“由暖转冷说”、“波动说”等等。但根据史料，唐代水灾较其他朝代更多。
根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等资料，发生水灾最多的是包括今天河南、山东、江苏及周边地区的“河南道”，其次是关中地区，都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是，根据气象历史，中国降雨量最多的分别是华南地区、东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及云贵川地区。而在唐代，这些地区的水灾远少于北方地区。
不过，如果从时间分布上看，自从安史之乱后，北方水灾开始减少，南方水灾增加。比如，包括今天辽西走廊、河北东部的“河东道”的水灾减少了三分之一。辖地包括今天上海、浙江、福建全境、苏南及安徽部分地区的“江南道”的水灾却增加了50%以上。
显然，唐代水灾分布的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迁有很多吻合之处。在唐早期，政治经济中心位于关中，其经济供给区遍及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陈寅恪称之为“关中本位政策”。
到安史之乱，战乱使北方人口大量死亡、生产陷入停滞。中国人对南方的开发力度加大。根据《吴地记》等记载，苏州人口由贞观年间的不到2万户，增加到唐僖宗年间的12万户。
季风的历史
气候对于中国的影响，根本在于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以季风为例，它为中国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于夏季风的影响，中国夏季的气温较高，热量充分。这样，像水稻这样对热量条件要求较高的农作物在中国可以向更高纬度种植。同时，由于夏季多雨高温，使中国较其他同纬度地区更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比如长江中下游地区与非洲北部、中东地区纬度相当，农业生产环境却天差地别。
如果说降雨给中国人的生产、生活都带来影响，那么旱灾更多体现了天气对农业生产的控制。
干旱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包括降水、土壤情况、地下水位以及作物品种等等。根据史料，唐代旱灾发生主要在3、5、6、7月，其中四分之三分布于夏季。在唐王朝早期的核心地区：关中、河南道、河北道，一般春季降雨量少却蒸发量大，夏季降雨直接影响全年的降水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旱灾往往跨越几个月，历史记载的灾害事件往往是其发展到严重程度的时间。而在比较明确的记载中，春夏连旱更为突出。
根据目前学界的主流认识，在公元6至10世纪中国气候曾发生多次波动，即魏晋时气候上升进入“温暖期”，导致降雨、干旱频繁。到8世纪中期再次出现气候异常，柳宗元所在的永州位于湘江上游，但那时每年降雪都有将近一周，甚至出现暴雪。到10世纪后期，气温再次回升。
极端情况是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中叶，近50年中旱涝灾害各出现近40次，还有一半的年份出现冰冻灾害。然而随后一直到唐朝灭亡的半个多世纪里，水旱灾害却大大减少。
气候波动大大增加了降水的随机性，或者部分地区降水过多，或者部分地区干旱频发。根据史料，同一年中水旱灾害并发并非少数。
同时，旱灾的时空分布也与人口及社会经济变迁存在吻合。很多学者曾将灾害记录作为判断古代气候的依据。但显然，人类活动在古代就已大大影响了自然灾害。
事实上，以唐朝为例研究天气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人如何应对天气，乃是“盛世治灾”的样本。
夏季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生活，但是其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呢？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张平中2008年11月曾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变化的亚洲季风对唐、元、明等朝代的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是给了已处于困境中的王朝以致命一击。
例如在北宋中后期，由于季风减弱，夏季降水减少、导致农作物减产，进而引发战争和农民起义。而对于唐、元和明来说，亚洲季风的大规模减退同样导致了王朝的衰退。因此，气候通过影响农作物生产，进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此前，在2007年1月，德国学者豪格也在英国《自然》杂志刊登称，由于夏季风的减弱而导致的干燥、少雨天气，促使唐王朝灭亡。
不过，时任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的张德二随后在《自然》发表文章，称唐代灭亡前的30年正是处于多雨时段。
制度应对夏天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如何应对夏天的水旱灾害以及次生、衍生灾害一直是中国人的难题。
首先是如何认识灾害。“天命”曾是中国人对天气及自然灾害原因的唯一解释。邓拓曾这样说道，中国人脱离氏族社会后，经济政治生活都由单一阶级支配的体系已经建立，所以人们认为人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阶级进行统治，因此也受其影响。同时，受自然力的压力，又设想存在与人间统治阶级一样的天神。所以，天气、灾害都被认为由人间统治者的行为引起，受天神控制。
因此，那些年代，一旦出现灾害，皇帝首先要自责和检讨，并且采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责怪，即“弭灾”。“弭灾”包括自谴、避居等等。后参加这种活动的往往还包括皇室亲属、各级官员，后来普通百姓都会采取类似行为。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国人开始采取其他方式应对灾害。根据邓拓归纳梳理，历史上中国人应对灾害有消极救济与积极预防两种。消极救济又有临灾治标、灾后补救两种。
临灾治标又分为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等等。灾后补救包括安辑、放贷、节约等等。安辑是指安顿流民，蠲缓即缓赋，放贷用于复业，节约用以度困。
积极救济论的主要内容是包括重农、仓储在内的“改良社会条件”和包括水利、林垦在内的“改良自然条件”。
邓拓认为，中国历代灾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灾，虽亦由于自然条件使然，而人工不与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废弛厥为基本原因”。
而“森林之多寡，对于水量之调解，关系至为重大”，他引用外国学者的话说：“无木之荒，不啻无粟。”
上述应对之策均是技术性的，其结果往往取决于当时之吏治。所以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治水治旱前后均先治吏。
官吏往往开始就决定了人们是否需要应对灾害。《明宪宗实录》中曾记载，1470年华北、华东地区的六个府“夏麦已全无收”。结果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虽累经报灾伤，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转迟延。”
而在预防环节，也经常出现《明会要》所载仓储“十处九空，甚至仓亦无存”的情况。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严格吏治。《典故纪闻》记载，永乐元年，朝廷要求“凡丰捻之处，于见有官钞支籴谷粟，储以备荒，郡县考满，吏中计绩，以定展最。”也就是说不仅建立储备制度，还将其作为官员考核的内容之一。
在明洪武年间，为了防止救灾时官员克扣粮食，规定将每个灾民的姓名和应得到的口粮张贴在公共场合，还要求上级官员“出其不意”下行查验。
应该说，无论从预防还是实施，制度的细节都是中国人应对夏天及其灾害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