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如舆论所料，谷开来死罪绕过，活罪不免——8月20日，合肥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谷开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协助其实施杀害海伍德的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被作为从犯判处9年有期徒刑。
同时，利用职务之便为上述两名被告人隐瞒证据、掩盖罪行的重庆市公安局四名高官被以徇私枉法罪判处刑罚，这四人分别是：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维国（有期徒刑11年）、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总队长李阳（有期徒刑7年）、重庆市公安局技术侦查总队原总队长兼渝北分局局长王鹏飞（有期徒刑5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原常务副局长王智（有期徒刑5年）。
包括谷开来在内的6名被告人当庭表示服判，不再上诉。此时，距7月26日的开庭不到一个月时间。
对这起涉及外国公民、好莱坞大片一样的谋杀案，中国大陆的媒体都很守规矩，没有过多阐释。
看起来悬念重重、跌宕起伏的谋杀案，其实并无太大的悬念，在开庭前，政治分析人士和法律界人士已经普遍预测，谷开来将被判处死缓刑。这与其说是法律的“潜规则”，不如说是中国特殊的政治形成的“潜规则”，就像当年审判“四人帮”案件时，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留下一条命一样。
惟其如此，6名被告人才异口同声地当庭表示不上诉。身为高官夫人，又是专业能力非常优秀的律师，谷开来更清楚，上诉的结果除了让她在法庭上再次被羞辱外，不会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利益。
一方面，判决结果并未出乎公众意料，另一方面，6名被告人均表示服判，不再上诉，一切似乎没有戏剧冲突。但是，在正式获悉判决结果后，以微博为主的网络舆论仍然表示强烈不满，法律界部分知名学者与社会名流将此案与夏俊峰案件对比，认为此案的判决说明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
夏俊峰是辽宁沈阳的一名小贩，他因为在街头摆卖与城管发生冲突，并将两名城管人员杀死，另一名城管被刺伤。一二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判决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使得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至今未能终结。
就事实而言，这两起案件的凶手，一个是拥有庞大政治资源的高官夫人，一个是在社会底层谋生的街头小贩，无论其身份背景、犯罪动机和手段，还是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后果，都不具有可比之处。
公众舆论之所以将两个相差巨大的刑事案件进行类比，其根本因素在于，谷开来案件的判决再次触及到中国由来已久的问题：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死刑制度是不是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受到死刑指控的被告人？
由于谷开来的案件背景错综复杂，很难用单纯的司法标准来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是，既然将谷开来等被告人送上了法庭，我们不妨用司法程序应有的标准来评价此案。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海伍德在他所居住的酒店死亡后，时任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指派郭维国负责案件的侦查，郭又安排李阳、王鹏飞、王智调查海伍德死亡的原因。“在走访和现场勘查过程中，郭维国等人发现薄谷开来有作案的重大嫌疑，遂通过制作虚假走访笔录、隐匿物证等手段掩盖其到过现场的真相，并商定将尼尔·海伍德的死因确定为酒后猝死，不作刑事案件立案，且通过做工作，使尼尔·海伍德家属认可了酒后猝死的结论，并不做尸体解剖，就地火化。”
不久，因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谷开来涉嫌谋杀海伍德的案件被揭开，警方重新对案件进行了调查，并由此形成最终指控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罪的证据。
当一起杀人案件发生后，警方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现场勘验，其目的在于固定和提取证据，搜集线索，寻找嫌疑人。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受王立军指派侦查此案的郭维国等人，为包庇薄谷开来而隐瞒了现场的证据，同时制作了虚假的勘验笔录等一系列证据。在王立军进入美领馆的事件发生后，警方重新侦查所提取的被郭维国等人故意隐匿的证据，其间是如何保存的，证据的原始状态是否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以及污染等，对判定犯罪事实至关重要。
而在本案的关键证据氰化物这个问题上，新华社的报道引用法庭出示的证据称：“法庭上，公诉人出示的公安部物证检验报告、物证检验意见书等证据显示：在对案发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以及由重庆市公安局在尼尔·海伍德死亡后提取并保存的尼尔·海伍德心血重新检验、鉴定后，验明尼尔·海伍德心血和现场提取的部分呕吐物中含有氰离子，尼尔·海伍德的死亡原因系氰化物中毒所致。”
应当说，这种表述也不是严谨的法律语言。血液和呕吐物中含有氢离子，就能判定海伍德死于氢化物中毒？合乎证据标准的表述是，不仅海伍德的血液和呕吐物中含有氢离子，而且达到足以致人死亡的标准，才能判定事实的成立。
倘若此案由陪审团裁定，很可能出现如美国辛普森案那样让公众感情无法接受、却符合程序正义的结果。
不过，这个案件发生在中国，在程序正义仍处于次要地位的司法体制下，我们只能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判决。因此，撇开本案的政治背景和程序性问题，仅就实体判决来看，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谷开来死刑、立即执行或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都符合中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在部分学者积极推动中国废除死刑，立法机关减少死刑罪名，司法当局大幅度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的情况下，判处谷开来死缓刑符合中国刑法制度改革的大目标。
尽管如此，舆论并不满意法院对谷开来的判决，其根本问题不是一定要处死谷开来，而是死刑的标准对不同的犯罪主体的适用出现了争议，这就是公众舆论将谷开来与夏俊峰对比的重要原因。
谷开来既是熟悉法律的执业律师，又是权倾一方的高官夫人，她与英国人海伍德关系密切，后者显然利用了她的官方背景，在中国实际上充当经济掮客，获取利益，两人闹翻后，谷开来伙同他人将其谋杀，其罪行事后被重庆警方多名高官串谋掩盖；而夏俊峰身处中国社会最底层，靠街头摆摊谋生本已十分艰难，又遇到城管野蛮执法，近乎走投无路，用中国传统的善恶观来衡量，简直是天有绝人之路！于是，被欺凌的夏俊峰做出激烈反抗，杀死两名城管人员，杀伤一人。
谷开来和夏俊峰都受到了死刑的指控，但最终在刑罚的适用上却出现了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判决结果上，而且反映在形式上——夏俊峰出庭时身着囚服，带着沉重的脚镣，是作为“准死刑犯”对待的；而谷开来却穿着自己的衣服，没有手铐和脚镣，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一审判决后，官方对判决作出解释，称谷开来“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人违法违纪的罪证，属于立功表现，加上又有悔意，所以处以缓刑”。至于她提供了何人违法违纪的何种罪证，则不得而知。
熟悉中国司法体制的人士都明白，中国的死刑案件——其实不只是死刑案件——长期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除了谷开来这样人人皆知的政治背景外，刑罚的总体适用存在着“官轻民重”现象，特别是省部级高级官员的贪腐，数额越来越大，动辄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却很少判处死刑，以至于舆论嘲讽说这是“死刑不上大夫”。
那些被判处死缓刑的高级官员，还可以通过“保外就医”这种操作空间巨大的手段提前离开监狱，而这个程序也是不透明的，媒体不报道，官方没有正式消息，一切都在“灰色地带”悄悄行走。
不可否认，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国近年来在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如果说这是一项既定的刑事政策，那么，不管是贵为高官夫人的谷开来，还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小贩夏俊峰，他们应当受到相同的对待。
作为一项宪法性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中国法治赖以存在的基石，因此，只要中国现在没有废除死刑，那么，所有受到死刑指控的被告人，在死刑这项刑罚制度面前也必须人人平等。
在正常情况下，已经起诉到法庭上的刑事案件，一切与案件相关的事实和背景，应当毫不保留地呈现在法庭上。但由于被告谷开来的特殊身份，一起原本普通的刑事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依然扑朔迷离。
这样的庭审，让我们看到的依然是正当程序的严重缺位，是司法权被其他权力指挥的尴尬，是不平等的司法对中国脆弱的法治的又一次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