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家体育场，即鸟巢。摄于2010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两年之后。
四年前，当李宁高举奥运火炬、靠一条绳索在鸟巢横空跨越并点燃圣火时，这个昔日的中国明星运动员虽然身体已经发福、略显笨拙，但他仍尽力表现出矫捷的身手，并赢得了无数赞誉。
当年，他这一展身手对于其名下的体育服装制造商李宁公司来说意义重大。可以说，凭藉于此，李宁成为北京奥运会最大的赢家——奥运会后，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家中国公司。
为此，美国《商业周刊》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说：谁说中国企业打造不了品牌？
但四年后，事实并没有当初设想的那么乐观。过去两年，李宁公司虽然大力重塑品牌，并先后涉及多项重大改革，但均不理想，不但失去了高端消费者，也失去了低端消费者。最近媒体传闻李宁西班牙公司破产，虽然李宁公司声明破产的是李宁公司在西班牙的授权商，而非李宁西班牙子公司，但有分析认为，不可否认，李宁大力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依然停留在探索阶段。紧张的形势逼迫李宁不得不换掉职业经理人，自己重掌公司。
一位熟悉李宁公司的分析人士称，即使李宁这样的中国品牌其实仍旧缺乏与阿迪达斯等世界品牌竞争的内外部能力，单纯依靠奥运会带来的声誉远远不能推动中国企业与世界级竞争对手比肩。
回到四年前，或者回到中国申奥成功的八年前，中国人对于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赛事能够放在本国举行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寄托了无数美好的梦想，比如凝聚民心、长期持续经济景气、提升政府的效率、改善国家形象，乃至推动更深一步的政治变革。人们期望北京奥运会能带来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新气象。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期望的改变并没有如愿到来，李宁公司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更深层的改革层面上，中国反而进入停滞期。希冀一次体育盛会来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并不现实。
奥运会深刻地改变一个国家不乏先例。在亚洲，中国的两个紧邻日本和韩国就都因为举办奥运会而深刻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直到今天，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仍被认为是奥运会历史上成功的典范。
两届奥运会都带来了举办国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出现了57个月的经济持续增长，这段时间内，日本经济整体增长122.8%，工资上涨幅度达到了114.8%，史称“东京奥林匹克景气”。东京奥运会后第四年，日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过西德，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汉城奥运会也带来了韩国的经济景气，比如，奥运会后，韩国股市连涨三年。韩国从一个一度被世界遗忘的国家开始发力，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而且，奥运会极大提升了两国的制造业能力，催生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制造企业，日本的松下、三洋、精工和韩国的三星等品牌开始被国际市场接受。
奥运会的积极影响还不仅限于此。对于日本来说，奥运会和1964年建成的“东京塔”、“新干线”都成为二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时代象征，尤其是奥运会，彻底使日本国民摆脱了战后的灰色心态。日本电影导演巿川昆在当年拍摄的奥运会纪录片《东京奥林匹克》中记录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正在崛起的民族、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形象以及一个战后迅速得到恢复和重建的国家。
而正是通过汉城奥运会，韩国开始走向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民主国家。奥运会后，韩国开发研究院发表的题为《汉城奥运会的意义和成果》的报告中说，被调查者的56%认为“汉城奥运会促进了韩国的民主化”，被调查者的53%说：“这次奥运会后韩国国民的人权更有保障”，51%的人说“奥运会提高了言论的自由度和公正性”，大多数公务员认为，奥运会促进了行政方面的公开化和民主化。
北京奥运会后，官方媒体极力渲染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奥运会对中国的诸多正面影响。不可否认，藉助奥运会，中国展示了经济发展的成绩、自信以及史无前例的开放心态，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也极大改观了北京这座城市的面貌，政府与公众在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取得了高度的统一，公众也表现出对政府少有的包容和支持。
但即使在奥运会前，很多经济学家并未把中国未来的经济景气过多与奥运会必然联系在一起。2007年5月，在中韩两国举办的一个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在做演讲发言时态度冷静，他说：“中国并不会因为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就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奥运会之后中国也不会出现经济萧条或者经济低谷。”
吕政认为，2002年到2007年中国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42.5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的投资额是7.08万亿。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12万亿，北京为举办奥运会平均每年的投资只相当于中国全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0.59%。因此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的总体经济影响并不是很明显。
“在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吕政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要继续下去，因此还需要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建设以及环境治理的投入。
事实也确实如此，奥运会后，中国经济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加速，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疲态。这种状态更多与全球经济陷入普遍的低迷和中国出台积极的救助计划有关。
虽然从统计数据看，在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质量、技术水平、人均国民收入、生活质量、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全球市场的生产力、创新能力等国家软实力方面并不能与当年超过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相比。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股市疲态不堪,房价呈现出不正常的高涨，日益明显的通胀和贫富差距拉令公众抱怨不已。
四年后，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内需和出口）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魔力，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速在近12个季度后首次跌破8%，令国际瞩目。
北京奥运会期间，有个细节也受到国际的关注。为了和国际接轨，中国政府专门设置了三个抗议区，方便民众在奥运期间表达不同的意见。当局接到了不少抗议申请，但实际抗议并未发生，因为官方并未批准这些申请。
当时，国内外前所未有地关注北京奥运会是否能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变革。有些西方评论家担忧奥运会的成功会强化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性质，更多人期待奥运会能推动中国加快政治变革，政府更加开放和透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奥运会前会见各国记者时也表示奥运会之后中国会继续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方位的改革。
奥运会确实促成了中国两个近邻的政治变革。奥运会也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次机会。但是，“很难想像，像奥运会这样一次国际盛会就能立即促使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发生激进的政治变化和民主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不久专门撰文说，认为奥运会能够改变中国当然过于天真。
虽然中国并未藉助奥运会后在政治变革上走得更远，但是郑永年认为，2008年仍可以称为中国市民社会年。他注意到，当年5月份的四川地震期间，诞生了成千上万个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组织，而奥运会期间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无数志愿组织。
郑永年积极评价说：“这些组织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表明中国社会力量在很快成熟并且能够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
但中国的深层变革显然不应仅限于此，民间组织虽然有所发展和进步，但是，最近几年，围绕政府的透明和开放以及更为深刻的政治变革并未有所进步，公权力依然处于未受制约的状态，社会矛盾重重。
事实是，在过去的四年里，中国社会职聚的矛盾和对政府的怨气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由征地强拆、环境污染等导致的各种群体性冲突事件频发，最近发生在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的大规模骚乱事件将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推至一个新高潮。而北京7月21日由一场特大暴雨引发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暴露出这个为举办奥运会而重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首都，其排水设施却依然那么脆弱不堪；政府在预警应对，信息公开方面仍然裹足未前。
北京“7.21”特大暴雨后的一个星期，奥运会的圣火便在伦敦升起，对中国人来说，四年前的热情和憧憬几近淡忘。
今年年初，路透社摄影师大卫·格雷(DavidGray)扛着摄影机在北京走了一圈，用影像记录下了北京奥运设施现在的状况。虽然他的镜头有明显的选择性，但是，这些当年投入巨资打造的奥运场馆设施如今的破败和疏于管理依然令人瞠目。
完全废弃的沙滩排球场，久已无人管理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赛场馆，皮划艇赛场破败的码头，棒球赛场已经荒草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