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有幸应邀参加由法国中国文化学会、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五七学社联合举办反右五十五周年研讨会、大受启迪。与会百余人中，来自中国各地的右派二十余人，他们虽然久经折磨，但个个老当益壮，神采飞扬，庆幸自身大难不死，有缘参加这次大会，但愿六十周年祭能在大陆举办。本会特点之一是许多右二代、右三代参与大会（三十周年及五十周年大会尚无右二代参加与会），并作了发言（参见石贝六月号一文）令人动容，他（她）们无愧于右派的子孙，在毛泽东时代遭到多方打击和株连，不论是升学就业甚至婚姻均遭到歧视，但他们仍然奋发图强，继承父辈民主自由的火炬勇往直前，他们必将是以胜利者出现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后继有人令人欣慰。
反右来自毛的秦王结与复仇心
经五十五载的时空沉淀，回顾这段反右历史，或许比较明朗，反右对共和国说来是一场灾难。对个人来说则是悲剧，毛泽东亲自策划导演，邓小平亲临指挥“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来自有因：毛熟读圣贤书，尤通权术，自诩秦始皇而不脸红，有一股秦王自恋情绪，加之在北大图书馆坐冷板凳时期，求教于教授、大学生大多不理睬这位湖南青年，令他备受刺激，于是埋下了仇视，报复知识份子和大学生过敏性的复仇心态。胡适、胡风、梁漱溟、马寅初，甚至连党内知识份子与他私交甚笃的冯雪峰、丁玲也残遭打击，秘书田家英、陈伯达也不曾放过，逼他们自杀与坐牢，党内有秀才之称的邓拓，因洞测其阳谋诡计，有意压制人民日报鸣放，保护右派被斥为“死人办报”也以自杀明志，留下“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诗句警示世人。
本人“生正逢时”，大鸣大放言、者无罪的年代，正在厦门大学求学，写了一篇〈论党天下〉的文章在校刊上发表，除了赞赏储安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点外，更论述党天下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只是幌子，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哪个单位、部门不都是安排一个党员当头头、做领导，这本来是事实无须回避与否认，但我党就是驼鸟政策，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真是对历史的无知。最能体现其党治思想莫过于书记兼人大主任、政治委领导、公检法，仍然是党国体制。
厦门大学大会批判我的论党天下
我的文章发表后，轰动整个校园，引起全校大辩论，本人曾举行过三次全校大辩论，每次颇堪玩味，不妨记录在案供大家欣赏。
首次在大礼堂全校辩论会上，有一位工农速成中学的彪形大汉上台发言，甫一上台使指着我的鼻子说“右派份子张页你给我听着，老子由山东打到福建，解放厦门岛不知牺牲多少战士，不是共产党打的天下，难道是你右派份子的天下不成，共产党枪杆子打来的天下就要坐天下，岂能让你右派轮流做庄……”愈说愈激动，愈斗志昂扬，令我莫明甚妙，既是批判我，又为我申辩，弄得主持人赶紧换人发言，催他下台。之后听说此君遭到批评时仍愤愤不平地说“老子打来的天下就要坐天下，哪能让右派沾边”幸亏这位学长是战斗英雄，原宥他“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才免于戴右派桂冠。
第二次辩论会吸取上次的教训，学校反右五人小组统一布置有序发言，并作充份准备，其中一位我系姓陈的同学。陈君多才多艺能说会写，引经论典批判“党天下”，“今日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天下，人民当家作主，工人有工作，农民有田耕，安居乐业，岂是国民党蒋家天下陈家党可比…。”最后陈君发挥其朗诵天份，朗诵苏联马雅可夫斯基“向左、向左、向左”。铿锵有声诗句，响彻大礼堂上空作为结束，令人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但陈君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右派帽子仍戴在他头上，批判他的同学竟批评他是伪君子，真右派假左派“剃人头者，终被他人剃”左右转换之速超过魔术师，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可见反右运动是“运动群众学生斗学生”。我们成了毛、邓制造反右运动的祭品。
宣布投降仍划极右派廿二年
第三次大辩论是无疾而终，这是因为“党天下”这个大课题，迷惑性很强，只能心会不能言明，既是现实又不敢正视，成了共产党的“鸡肋”。故两次大辩论收获甚微，难于服众，校方颇为头痛，于是组织大批人马进行大批判，大礼堂座无虚席，党团员大呼口号助阵，打倒右派份子张页！不许右派份子翻天！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共产党万岁……响彻云霄，我一进场便觉情况不妙，急中生智抢先发言：“张页今日不打算辩论宣布投降，因为今日口号代替了辩论、我张某缴械投降认输”，于是恭手作揖告别大会步下讲台，走出礼堂，主持人虽多加阻止，但我言明既已投降，何辩之有，回宿舍闭门思过写检讨，辩论会成了口号会。五人小组老羞成怒，暑假不准我回家渡假，硬留在学校写检讨书，一写就是半年，但仍然不能过关，换来一顶极右份子的帽子，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一篇区区〈党天下〉的文章换来一年坐牢，四年教养，十七年流浪。虚度二十二年青春年华，换来一纸“改正”通知书“一个字代表十一年”（艾青诗人语）。为此，我拒收补赏费五百元，令中共之永远负债于我。
厦大反右一七九人超额完成任务
厦大据统计共抓右派份子，一百七十九人，约占师生百分之十，大右派、教务主任章振干、中文系主任郑朝宗、物理系主任黄帝棠、名教授徐元庆、党员讲师陈孔立等。以生物系、历史系居多。（我班八个右派占百分之十五）。因已超越完成抓右派任务，故这两系的老师没有一人打成右派份子，成了“我佑老师”的基督语言。反右之荒唐可见一斑，不是根据事实，而是依据百分比，据云中央规定百分之五，但层层加码，为了表现积极完成任务、多多益善，最终酿成右派百万大军。历经五十五个春秋，仅存右派硕果不足万人。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这段悲痛的历史，我们应该向德国日耳曼民族学习。总结教训，建立一九五年学，进行反思，这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才有裨益。
遗憾的是六十三年来，党天下愈演愈烈。正如陈云六四后所言。“看来政权还是交给我们自己的子孙放心”。此言一出加速了官二代形成和接班，不过如今的“党天下”分成多家天下，有军工、有石油、有水电、有电讯、有科技、还有建筑、有珠宝诸天下，大大超过了国民党国四大家族，他们只有利益之争没有派系之斗，只要利益均沾便大功告成，代表大会照开如仪。不论是今日薄熙来，往日之陈希同，问题不在贪赃多少，而在争权、争位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