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贼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因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而使国民摆脱大饥荒的，威信蒸蒸日上的刘少奇。三年人祸后，毛的大跃进遭到党内除林彪外几乎所有人的质疑和反对，成了孤家寡人。于是就感觉威信下降，大权旁落。欲置刘少奇于死地，但当时中共党内尚有些允许民主，从“组织上”给刘治罪，借以整垮是不可能的。刘少奇的“功高震主”又不能不处置，于是想到当年秋收暴动的伎俩——发动群众。不过这次发动的不是农民，而是尚未成年，是非辨别能力欠缺的中学生。
经过“炮打司令部”的煽动，半年多的“大串联”。砸烂了公检法，老干部一律靠边站，以毛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一切党政军大全。刘少奇冤案制造小组便顺理成章出笼，并很快制造出“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冤案”，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冤案。
刘少奇被双规了，毛贼的阴谋再次得逞。打倒刘少奇的最大功臣“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被上山下乡了。对于此事件，比较众多的看法是毛觉得红卫兵城里不好安排。笔者则有另外看法，继续读书，该升学的升学，该就业的就业，就当没发生文革的往年一样，并非没有可操作性。
毛仇视知识分子由来已久，他对历朝历代无论朝野对秦始皇暴君评价颇不以为然。对秦始皇情有独钟，甚至写诗赋词大加赞赏，视其焚书坑儒为楷模。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痛恨知识分子，尤其痛恨思想成熟，有独立见解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引蛇出洞”的“阳谋”加以迫害，数十万被打成右派，或被关押或被流放。
文革时毛的神灵地位想必40后，50后的人们记忆犹新。那时毛的话被捧为“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宣传毛的最高指示“不过夜”，远超圣旨。于是这厮大肆滥用窃取的权利，今天“坏人打好人有罪，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挑动武斗，明天“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自我吹捧。
他希望自己的臣民最好是文盲，但又太赤裸裸。取消高等教育其实是他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事情。早在“大跃进”失败后的1964年，就发动犬儒炮制纪录片《军垦赞歌》，知青们打起背包，或乘坐火车，或乘坐大卡车，配以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强行包场各地中学，展现在青少年观众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好景致”。戴眼镜的小伙子赶着一群牛羊，眺望远方美丽的姑娘，泛起浪漫美好遐想的涟漪．．．但那时学生家长并不糊涂，不会主动送自己的孩子去那个地狱中的地狱（中共的城镇本是地狱，农村更甚）。如今自己成为中华大地的唯一一尊神，不实现自己的“夙愿”更待何时？
于是“伟大领袖”再次振臂高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就把几百万学业未完的学生给打发了，顺便给贫下中农戴了顶高帽。
对于毛的此举，有些，尤其是67、68届初中生，极不成熟，难免有欢呼雀跃者，更有“立志扎根农村一辈子”者。但对于高中生而言，那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道不出，暗自哀叹“这辈子算交代了”。对于知青家属，那无异于五雷轰顶，自古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穷苦人家的孩子，寒窗苦读是为了考取功名，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如今，不仅“考取功名”无望，而且不能留城了，要世世代代当农民了，真是敢怒不敢言。
知青下乡了，看似风平浪静，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可不久问题一个个暴露，接踵而来。不少男知青被欺侮，被殴打，被杀身亡也时有发，女知青在农村被奸污等。为此中共专门出台针对知青问题的《中发1970第26号文件》，将知青按生产大队集中管理，即后来的“集体户”或“青年点”，情况稍有缓解。
但随着1970年之后的招工、招兵，腐败问题初露端倪。到了1973年恢复大学招生，腐败简直就愈演愈烈。林彪倒台后的“老干部平反（二月逆流黑干将及其受牵连者，责任一股脑推给林彪）”，子女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纷纷回城。招工、招兵、招生，这三种权利，以及进一步的安排等，都可以用来寻租。社队、部队，厂矿机关学校的头头脑脑是腐败的主体。他们相互利用，朋比为奸，纷纷把自己子女，亲朋好友“抽上来”，“弄好活”。
没有“门路”的，倾家荡产给社队干部送礼，女知青则献出宝贵贞操。这种现象揭示两个问题，第一，农村确实是个广阔天地，但绝不“可以大有作为”的好地方。否则人们怎会不惜一切代价逃离那里。谁见过哪个城里人为使自己或家人能进入“广阔天地”而行贿？也别说没有，可以“塑造”啊，这不，“平民作家”梁晓声就在自己“献礼大作”电视剧《知青》里塑造一位，上海姑娘周萍。第二，有力回击了毛左们“毛时代清廉，没有腐败”的无耻谰言！
为揭露当时上山下乡时的腐败问题，福建省小学教师李庆霖鉴于自己儿子知青李模的悲惨遭遇上访无果。于1973年愤然冒死向毛泽东告御状，“上书”毛贼东。毛喜怒无常，出乎意料地回了信。中共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毛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至全国。在政治高压下的，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不可不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驱。知青的状况有所改变，但这种倒行逆施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
毛复信的内容是：“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其中又隐含两个问题，“全国此类事甚多”显然是和知青安排有关的腐败问题，另一个是直到毛死后一年多，也没有“统筹解决”的诸多知青问题。毛在认错的同时也不忘为自己辩解：“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从后门进来不一定是坏人”。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走后门”不正之风这件事，变成了选拔“根红苗正”的人了。
另一重大事件的背景是，对于废除高等教育，民间一直积怨很深。林彪倒台后，“重新启用老干部”，他们不为别人着想，也要为自己儿女着想吧。即使大部分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子女安排到工厂，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此背景下，又有李庆霖事件的影响。恢复高考的呼声日甚一日，最终毛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当时的规定是，首先由“基层推荐”，然后进行文化考试，均通过者“录取”。1973年6月，一个名叫张铁生的被县里推荐考“工农兵大学”的考生。他在进行统一文化考试中，考完语文、数学后的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考题不会回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
“每天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他信中还陈述。66年应该毕业的初中生，离高中还差整整三年课程，即使66届高中生，间隔了七年，考试安排又仓促，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最终他的考试成绩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眼看大学梦就要破灭，就孤注一掷，给“领导”写信。张铁生的本意应该是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赶到乡下而荒废学业表示不满。但那时只能言不由衷地说一些官方认可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不想，深谙毛贼心理的毛远新却借此大做文章，《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毛贼闻之大喜过望，“正合朕意”，遂取消考试，任腐败继续深入。张铁生是圆了大学梦，并被誉为“反潮流英雄”，但他客观上帮助当局开历史倒车，对于很多有才华的知青却是噩梦。为此张铁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一天没有减刑的15年牢狱之灾！这是有关上山下乡的第二件重大历史事件。
毛死后，中共实际掌门人邓某，为骗取民心首先恢复高考。但对于上山下乡问题仍然按兵不动，因为他也希望老百姓永远是文盲，只不过一个姓毛一个姓邓而已。妄图让知青继续“沿毛主席指引的的路”走下去。
1978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但事与愿违，是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由最初的“闹事”演变成请愿，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中共的最高层。
1979年2月上旬，经过一系列抗争。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误国害民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这才是上山下乡整个历史的缩影，是迄今大部分仍然健在的知青可以见证的真实历史。但毛死后至今，这些贯穿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共主流媒体绝口不提。央视现播的梁晓声的电视剧《知青》配合中共集团面对2000多万知青仍然谎话连篇，浪漫煽情，顽固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