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六月十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香港五七学社、香港法国文化中心、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主办，与会者近百人，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有香港的，有日本、美国、澳洲、新西兰的右派和右派后代，以及研究学者。香港五七学社成立于二零零七年，即整风反右运动五十週年之际。主要成员是居住在香港的当年右派分子、右派二代，甚至三代，以及研究学者。五七学社是鬆散的学术团体，大约有二十人，其中一半当年是右派。
五七学社总干事武宜三接受亚洲周刊採访时说：“这个会其实应该在北京、上海或者广州举办，应由中央统战部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来主办，把全中国健在的右派一代老人、右派二代、右派三代的代表都请来。但现在却没这麽做。”
武宜三认为，当下有一个错误概念必须纠正，即“右派已经平反”，很多右派分子本人也常常这麽说：“我平反了。”其实，右派分子只是被“纠正”、被“改正”，被“纠正”、“改正”的意思，是说你本来不是右派，错划了，现在让你恢复当年待遇、级别，如果曾经是党员、团员，被开除了的，现在恢复你党员、团员的资格，但没有赔偿。你一九五七年时是科员、工资六十元人民币，一九七九年改正了，你还是科员，你的工资还是六十元，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被扣掉的二十多年工资，就没有补发给你。
当年右派、香港五七学社高级研究员陈愉林接受採访时说，为了催生和发展中国民主政制，执政者本应进一步对右派分子彻底平反、公开道歉、作出经济赔偿或抚恤，给予公正的评价和宣扬。可是，执政者却迴避，把反右运动列为禁区，甚至继续打击和迫害敢于要求彻底平反的倖存者及其后代。
至于右派要求国家赔偿，被一些人视为“不可能”和“不现实”。其实，国家赔偿并非没有可行性。早在一九八二年，习仲勳、彭真和聂荣臻等元老就提出，要设立中央、地方二级“文革赔偿基金”，对被迫害致死者及非正常死亡者进行赔偿。赔偿金分为三档：五万元、二万元、五千元。基金从两个方面调拨：国家灾难特拨款、地方政府税收款和中央、省级组织部的党费；“政治上平反后，必须从经济上作出赔偿，二者合一才是法律上的终结”。
习仲勳等人的提议，得到陈云、徐向前的表态支持。但该提议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被否决，理由是：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已作出，冤案基本已平反；如果再作经济赔偿，这笔费用预估为一百二十亿至一百四十亿元，国家很难承受，文革后对三十八万被定性为敌我矛盾的干部，平反后补发工资、福利已达四十二亿四千万元。由此可见，国家赔偿并非“天方夜谭”，而有现成的先例与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