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小街道
中国大陆年轻作家韩寒五月到台湾访问，短短几天，就对台湾民众的友善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的文章《太平洋的风》不仅在网上得到疯传，更在台岛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韩寒文章感动了总统*
韩寒上个月访台很低调，如果不是电视上报道了他和马英九总统的会面，台湾人可能都不知道韩寒来到了台湾。但是，他发表的访台感言《太平洋的风》还是在台湾社会和网络上掀起了一次韩寒热。
只不过，这次人们谈论的对象，主要不是韩寒，而是台湾那些普通而友善的民众。他们身上所展现的礼貌、友好、热情的品质在时下中国大陆的不少地方可能已成为一种稀缺品，但在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台湾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太普通了，普通到台湾民众甚至在听到“外人”盛赞自己的时候都感到有些诧异。
韩寒在这篇博文中谈到了台湾民众对人的友善和诚实。韩寒手机失而复得，台湾眼镜店老板对顾客的诚恳态度都让他感到新奇和感动，由此而引发他的感慨。韩寒说，他感谢台湾和香港庇护了中华文化，“把中华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
台北路口执勤的义务交通指挥
韩寒还特别强调，“在华人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马英九总统看了韩寒的文章，对台湾的价值影响之大颇感意外。他连连表示“我真的非常感动啊！”
记者到台北来的时间也不长，有两个月，但还是要比韩寒长。因此，有更多的时间体验台湾的民风。我对韩寒的观察和体验也深有同感。
大概是手机太容易丢失，我自己也有过一次类似韩寒的手机丢失的经历。一次在餐馆吃午饭，吃完就匆匆离开，赶去参加一个会议。可到了会场，才发现，手机不见了。
追踪回忆，估计可能是把手机落在餐馆。但是，也不能排除丢失到途中其它什么地方。会议结束后，我就急匆匆回到那家餐馆问，结果让我喜出望外，老板说，老板娘下班前把手机交代给他，要他在失主认领时交还。
我的手机很旧，但它是我工作的重要工具。如果丢失，会因为很多信息的损失而造成不小的麻烦。当我拿到手机的时候，对老板，更准确地说，是对台湾人的诚实感到由衷的敬佩。至少我可以证明，韩寒手机失而复得的经历在台湾绝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台北的地铁
*老人说：“天黑了，还是我带你好”*
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出门问路必不可少。遇到一些好心人，得到耐心的指点，这在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大陆，都是常有的现象。但是，台湾让我感觉不同的是，对路人的友善似乎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只要你开口问路，任何一个人都会很认真地给做答。我在台北的两个月里，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位对我代答不理的人。（当然，这当时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如果谁说问路遭到冷遇，我也相信，因为世上本来就什么人都有。）
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一天傍晚，天已灰暗，我要到中山堂看一场演出，但是却迷了路，就向正在等公车的一位年纪大约六、七十岁的大娘问路。她先是给我大致说了一下路线，但又一想，可能觉得说不清楚，就主动表示要带我去。我不好意思，就不让她去，并表示，我自己可以找到。但这位大娘说：“现在天黑了，还是我带你好”。
说着，她就移步离开公车站，带我前往。路上几次，我劝她回去，她都不肯，一直陪我走了约一百米的距离，直到中山堂大楼外面。当我望着这位老人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回车站的时候，我心中的感动真的是“无以言表”。我想给她一些钱表示感谢，但她那真诚的态度让我马上感到给钱是对她的一种不尊重，只好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这位老人的背影慢慢地消失在暮色之中。
台北市大同区永乐国民小学的学生放学
*拉杆箱的丢失*
我赞同韩寒的感受还因为我也是在中国大陆长大。大陆的拜金主义几乎浸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前几年在大陆旅行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问路的时候，有人会向你收费；你家人要做手术，你就要向医生送红包；你孩子要上学，你要给学校送赞助。似乎人情已经彻底商品化，几块、几百块、几千块、甚至几万块，各有价码。
有意思的是，我在大陆丢过一次东西，但没有韩寒失而复得的幸运。我丢了一个拉杆旅行箱，是泥牛入海，有去无返。
那是在河南郑州坐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因为正在打手机，而忘记从出租车的后备箱里取出我随身携带的拉杆箱，也忘记向司机要一张付款收据。结果等司机离开后，我才发现拉杆箱丢了。尽管在当地的朋友通过多种途径寻找，始终没有下落。
箱子里有我给朋友带的礼品，有自己的随身用品和一些现金。虽说价值不是很大，但也让我很着急。今天想起来，我要是有韩寒的运气，司机能够主动把东西送回来，我不知道要感激到什么程度呢。虽然不至于也写一篇《太平洋的风》，可写一篇《郑州人的诚实》也还是很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