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野夫
获得2010年度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的中国作家野夫,目前接受荷兰政府邀请,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故居写作，德国之声专访野夫，就自由写作、六四事件等进行交流。
德国之声：听说您此行是接受荷兰政府的一个作家项目的邀请,能否先请您介绍下参加这个项目的情况?包括在这期间您将要写的一些作品?
野夫：荷兰国家文学基金会是通过荷兰文化部拔款，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全世界，当然主要是极权国家的作家提供写作资助，为作家提供写作环境和生活需要，供作家自由写作，又叫避难者写作计划，因为在世界很多国家的作家都处在不能自由写作的状态。他们给我提供的这套房子，是最有意义的，是《安妮日记》中安妮一家原来的旧居，里面的家俱还保持着上世纪40年代的模样，大家知道安妮一家是从德国逃到荷兰，再被纳粹带回德国处死的，《安妮日记》中文版是我协助和参与引进中国的，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缘份使我来到这个房间写作，感觉冥冥之中自有天数一样。
现在我第一还是保持一个散文的写作状态，我的散文的主人都是在过去受到迫害的父老乡亲。第二是我一直写在《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调查》，这是我经过几年的田野调查，已经写了大部分。还剩几万字，希望在这个期间能够完成。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其中的写作是观察中共基层政权的现状,目前很多公知和百姓都津津乐道的是高层动态,您为什么会去观察基层政权的情况，您觉得中共基层政权对执政整体有怎样的影响?
野夫：也许这本书出来后，会帮助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基层政权是怎样在运作，比如维稳也好、发展也好。我算是用了几年的时间解答清楚了自己心中的疑问，然后我再把这些讲述出来给大家听。
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中国主要是贪官或基层政府坏了，因此“政令不出中南海”，我在一定程度上想否定这一说法，中国基层政权当然贪腐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事实，但是中国的问题，压根不应该由基层政权为整个体制背书，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高层，站在极权政府的角度来看，多数基层政权是很“勤政”的，也会非常“辛苦和操心”，当然享受腐败是额外的、甚至是体制默许的一种奖励，他们费尽脑筋甚至披肝沥血的所作是在完成错误的事情，比如说维稳，上边要求不允许有越级上访、进京上访、群访，上面拿这个来考虑基层领导的“帽子”问题，他们就必须不择手段。对他们来说这是政权要求他做到的，他们是用此效忠政权的。要做到这些必然要采取非正规手段，基层政权是高度紧张的群体。
德国之声：与基层对应的是中共高层，十八大在即，作为一名作家，您将从哪些角度去观察政治上的一些变化或是不变？
野夫：我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对未来还持有乐观态度的人，十八大假设没有新的变局，在未来执政党有没有可能启动政改这个问题上，我持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可能，这点总是被朋友们嘲笑的，认为我总是寄希望于他们。我虽然认为启动政改是渺茫的，但这种可能性没有消失，是因为这个时代从各种因素都到了不启动政改这个政权就有危机的时代，政治是因势利导的事情，他也要盘算怎样做对他们自己最有利，这个时代就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时代。
德国之声：今天网络上又有传言，说中共当局将公布对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初步调查结果，这个事件在作家看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的桥段？这个看起来象意外添加的桥段在整个中共故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野夫：这种都是极权国家的典型事件，极权国家总会发生一些让你意料之外、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很少有这样的爆炸性的突发事件。具体这个事情上来说，我们有很多人早在一两年前就预见早晚“薄、王”都要出大事，只是不知道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我们一介布衣和普通文人为什么会预见到？是因为文人观察社会会从历史中找出规律来，象薄这种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天数都会让他在劫难逃。
德国之声：您获得了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度“自由写作奖”，您也曾经说过文字的属性就是自由，而获得这个奖其实是中国作家的悲哀，中国作家到底身处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
野夫：中国当代作家要分成两个群体，一是依附于体制的体制内作家，一是完全不依附于体制的体制外作家，中国体制内作家集中了一大批就写作技巧来说并不差的文人，这些文人也有很多好的作品，我就不一一点评了。但他们对体制的依附习惯使得他们并不能真正放开来写，不敢去真正的触碰这个社会的问题，不敢真正去挑战这个时代的黑暗，我为他们感到悲哀。他们甚至可以做出一些我称之为无意识的、养成习惯的荒诞的事来，他们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到另一阵营的作家贝岭在台上，他们会集体随着领队退席，这是很荒诞的事情，他们这些名气、成就这么大的作家，他们会象幼儿园大班的一样，阿姨站起来走了就跟着退席，这是明显的没有独立人格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去说体制外的自由作家这个群落，里面也会有一批很优秀的人，但是这些人在中国的写作一方面是有风险的，就象我们看到每年都会有“文字狱”的发生，每年都会有人被判刑，他们的罪证是他们写的文章，这在现代国家、在21世纪的世界面前，这是可耻的现状。真正能写出来又被大家知道的是很少的，真正能被世界、被本国人民关注到的自由作家其实是少数。我曾经做过一个“中国民间写作现状”，中国民间写作的人有大量的人在，默默无闻，但是我认为终有一天，他们写作的东西会象井喷一样爆发。中国会真正进入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
德国之声：最近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为代表的百名作家抄写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您怎么看这件事？
野夫：这个事情本身并不算一个严重的事情，甚至大家在炫耀书法，他们听到某某也在参与愿意加入某个阵列使自己“增光”的事情，他们没有去细想作为中国作家、中国文人被迫害的命运被整肃的命运、被约束自由创作的命运都是从延安讲座讲话开始的，这样一个可耻的文本，你怎么好意思在这个年代还去抄写？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惯性“我拿了你们的钱和俸禄，我享受了你们给我的待遇、职称，你们让我抄这个讲话我不好意思拒绝。”他们潜意识里就没有往深里去想，当然这件事出来以后，也有的作家自己反省了，无形之中对自己也造成了伤害。
德国之声：与这些作家相对应的，应该是另外一些作家，比如象德国的廖亦武、目前还在国内的余世存、冉云飞、慕容雪村等人，这些人也是您的朋友，今天在这里也想和您探讨一个真正的作家的独立性写作这样的话题，独立对作家意味着什么？
野夫：我认为独立就是一个作家的灵魂，是脊柱，一个没有独立精神、人格、意识甚至没有独立文风的作家，本质上都不算一个好作家，能识文码字的文人而已。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和不自由的时代，这种独立性更显得非常重要。
德国之声：除了独立性，我看过您的作品《革命时期的爱情》、《尘世挽歌》等，觉得和主旋律及流行网络文学有很大不同，现在关于土地、母亲、爱、真相、救赎及死亡的文字越来越少了，所以想请您谈谈作家如何在作品中投射人性温度以及对时代真诚纪录？
野夫：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并不缺乏象我及我的家族的这些悲剧，这样的悲剧遍地皆是，有的人有这样的故事但自己认为没有写作能力，他们不想说了；另一方面有的人觉得要把遥远的东西放下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觉得现在写出来还有危险，会给自己增加麻烦。我熟知很多家族惨烈的故事，中国的国史总有一个年代要重写，现在的基本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而要重写国史依靠什么？我认为要依靠无数个家族史来重新填充。只有这些家族史才能佐证我们国家是如何走过来的？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些和主旋律的宏大叙事下是根本看不见的，个体生命的声音被糟践了，这是我们现在的缺失。也有很多作家认为写这些又不卖钱，他何不写畅销书呢！
德国之声：我相信将来对“六四事件”的记录也将重写，当年您还是一名警察，因为同情和支持学生并参与保护被通缉的人被捕入狱，二十三年过去了，您怎样评论当局对六四的态度，以及民众对这个事件选择记忆或遗忘？
野夫：国家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明显看得出来是要尽量抹杀和淡化这件事情，从官方语言上，早已经从“反革命暴乱、暴动”改成“事件”，到后来改成“风波”，从官方发言实质上是平反了，既然不是“暴乱”而是“风波”就不存是非，没有正恶，事实上他们已经给出了“这个事情是无罪的”，但是他不愿从法律上纠这个错，他们认为纠错的时间没有到，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巨大伤痕，把这个伤痕先用胶布贴上，不许任何人看见这个伤痕，也不让大家提这个伤痕，那么这个伤痕到底里面发炎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会自然痊愈历史仿佛就不存在这样一场灾难、这样一个伤口？还是继续发炎最后溃烂到伤痕里的骨髓甚至危及生命，这是他们眼前不想管的事情。
我也知道民间六四这一代人，这代人是广义的，不仅是“六四事件”的学生，卷进“六四事件”的远远不止学生，因“八九民运”而改变命运的官员大批，现在的生意人有大批，工人也有大批，卷进少的是农民，虽然农民也有代表，当然学生是主力，广义的六四这代人我接触得很多，有的现在非常成功，有的甚至在体制内也混得很成功，更多的是在这个社会生存得不好的，被继续打压甚至判刑，所有这些人他们心中并没有淡忘这段记忆，这是耿耿萦怀于心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说并不等于遗忘，最终我们这个民族必须要面对这个坎儿，要想迈过，必须得有一次面对，官民将一起面对。不解决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谁也别想用个胶布就把这段历史贴上它就自然痊愈了，就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