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正统的华人后裔，骆家辉在自己的国家无疑是位成功的政界人物，自从担任正在走向强盛的“祖籍国”大使以来，他“亲切”的身份便不断被置于放大镜下甚至是“审判席”上——而我们形形色色的各级官员们则是他的“原告”，所涉“罪状”简而言之，即骆家辉不能“回乡随俗”，过于低调的为官做派完全与我们官场光宗耀祖的铺张高调之风格格不入。而我们普通大众继续扮演应时应景的看客，发出的呼声也被官方统统置于脑后。
而今，这位以亲民形象示人的驻华大使又因卷入“盲人事件”而备受指摘，不仅被我们多家权威官媒屡番痛斥，更是被某些群体发出了“逐客令”。讽刺的是，盲人之所以最终选择“躲进”美国使馆，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地方官员“以官为本”的傲慢，对民众诉求的漠视，乃至采取了愚蠢透顶的各种粗暴方式。
骆家辉错了吗？
没有随从、没有警卫、没有鲜花和豪华的迎接排场，骆家辉初到中国便给了我们官员一个“下马威”。他拎着大包小包，参加会议坐经济舱，与随行人员在普通小吃馆就餐，背着背包在街头喝咖啡，骆家辉诸如此类接二连三的低调平民作风被外界指为“表演”、“作秀”。如果按照此逻辑推演，骆家辉错就错在既然回了乡也太不“官员化”了。
骆家辉的“平民秀”，无疑严重挫伤了我们官员的自尊心，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官媒也一度在其到任之初发表了几篇含沙射影的酸楚文章。但骆家辉让中国民众再次激昂起来：官员本就不该天然“高人一等”，享受几乎不受节制的权利滥用，更不用说挥霍巨大的公共资源和纳税人的辛苦钱。要知道在中国，即使一个小小的乡长出行，往往都会有一大堆随从前呼后应，一名处级干部（相当于县长）就可以公然玩警车开道，享受五星级套房待遇。骆家辉的低调，与其说是一种个人生活习惯使然，毋宁说是不经意触动了中国官员久已被鲜花美酒麻醉的神经。也正是凭藉着这一点，骆家辉赢得了中国民众的一阵喝彩。
有网友就此调侃说，美国大使虽一言不发，已经让中国媒体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一张偕同家眷抵达北京机场的照片，一张背着双肩包在咖啡店点餐的照片，成了官媒“控诉”骆家辉“作秀”、“表演”及进行文化殖民主义最有利的证据。如由《光明日报》所言，骆家辉的到来，标志着信息时代新式殖民主义的高潮，标志着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全面爆发。
仅凭骆家辉一人就能力掀文化殖民主义的狂澜？《光明日报》的这一言论被外界耻笑为在过度“紧张”中太过抬高骆家辉的作用。当然，该报将骆家辉的低调作为指斥在落实“美国以华制华、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的说辞，与自身官媒身份倒也相符。即便骆家辉真有此等“卑鄙用心”，也不能成为中国官场掩饰其丑态的标靶。如果“为美国收揽中国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进而分化中国的意识形态”，才是这位华裔大使的如意算盘，那么，中国该思量的是：中国意识形态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官场为何还在抱着腐朽的“敌对势力”思维？官员们为何如此惧怕低调平实的为官之风？而不是一边拿骆家辉“开涮”，一边继续为其“如意算盘”呐喊助威。
按照中国官方解释，与旧式的殖民主义更多的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威逼利诱而图谋支配其他国家不同，新式的殖民主义，则是运用市场经济的所谓投机智慧，综合运用各种媒体的信息传播手段、大规模调动投机资本部队，去影响大众的心理预期、去干扰并影响其他国家的决策，以使得其他国家落入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在中方看来，骆家辉从一开始，就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一个接近平民的临场表演环节了。
如果将中国官民的反响作为衡量此次“表演”成功与否的标准，那么骆家辉无疑可以成为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热门人选。不管是吐口水还是击节叫好，总强过无人问津或是波澜不惊。有不少评论人士称，给骆家辉在美国政界这些习以为常的从政模式和生活习惯套上文化殖民主义的“帽子”，肯定是夸大其词了。何况，骆家辉传递的，与我们当年倡导的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口号达到了完美的契合。如果单纯从骆家辉撇弃官僚权贵们高高在上的作风推导出其正在预热文化殖民主义的“狼子野心”，那么中共不摆架子、不讲排场、务实求是的呼号，岂不成了对自己的揶揄和讽刺？
骆家辉的出路
在日前备受关注的盲人事件中，骆家辉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受陈光诚事件牵连，骆家辉有面临下课的危险。今年以来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接连发生了重庆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和维权人士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使领馆事情，这让中方大为恼怒，美方也在尴尬的选择进退方略。而骆家辉在背后似乎都主张给他们以“庇护”，但事实证明，骆家辉无论是在王立军进入领事馆，还是陈光诚被“护送”进大使馆，都没有起到主导作用，最终决定权在美国国务院或白宫，骆家辉只是扮演一个具体执行命令，居中协调的人。
中国的官媒在没有搞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时，就纷纷开火批评美国政客制造事端是自曝其丑，指出“不能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做出有损国格、人格的苟且之事”；甚至点名骆家辉究竟是致力发展中美关系，还是“处心积虑地跑到中国找茬捣乱”。“倒骆之风”再次达到高潮，或许中国的官方和官媒认为没有骆家辉“搅局”，中国官场生态就可以继续维持原貌，减少民众以骆为参照物戳其脊梁骨的事情，很多官员的我行我素亦可以泰然自若。在中国，官员们已然习惯了以“职务行为”、“换了其他人也会这样”作为理由，为自己在职务中所犯的错误乃至罪行进行辩护，并在心理上营造一种“心安理得”的假象。在此过程中，却唯独忽略了一点——他们不愿意看到事情本来的面目，不愿意听到自己“错了”的声音，说实话和认错成为中国官员潜规则里最为忌讳的。
骆家辉的出现，触碰了中国官员们的脓疮，也在冲击着中国官场（尤其是地方官员）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做派。诸多评论指出，陈光诚事件的出现，正是中国地方官员协同公检法“作恶多端”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讲，骆家辉在帮着中国官方“擦屁股”，但中方认为别人帮着去擦是在侮辱自己，而他们只会越擦越脏。
其实，在高官频频因贪腐落马之际，我们也曾三令五申呼吁官员保持自身纯洁性，尤其在个人作风和遵守党的纪律方面应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每每遇此，学界便会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改呼声。但雷声之后并不见雨下来。这种借助顶层制度设计来强行规范官员纪律和作风的做法固然没错，但政改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却也直接拉长了此类治理周期。骆家辉的平民作风之所以能引来如此多的公众围观和官员侧目，正是中国官员“不平民”和治理实效的有力证明。
此前不久，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以长达25万字的《中县干部》博士论文揭露了整个中国官场运行方式和中国基层政权的“上贡体制”、“买官卖官”以及权力世袭的“政治家族”的恶性政治生态。冯军旗所揭露的官场生态，被外界视为整个中国政治生态的缩影。这一生态的形成与破除，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骆家辉的平民姿态，无疑加剧了民众对中国作威作福官员的不满情绪。而这，归根结底，并不是骆家辉的错。
说一千道一万，不管骆家辉是否真怀有狼子野心，是否真会因陈光诚事件被追究，其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携带着的官员“美德”，都该成为中国官员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赶走骆家辉不难，何况有中共多家权威媒体的“助阵”，难的是让这种低调做派成为中国官场的常态，让民众不会再因一张背着挎包点咖啡的照片瞠目结舌、怨气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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