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台湾大小的岛国古巴，只有大约相当于台湾一半的人口——1124万2621人。根据两年前的人口调查，该国的白种人（多为西班牙后裔）仍占大多数，达727万1926人；非洲裔（祖先多来自安哥拉）也不少，为112万6894人；另有黑白混血种（称Mulatto）265万8675人；第四大族群是亚裔，共计11万2268人。
古巴的亚洲族群基本上由华裔与日裔组成，又以华裔为多。华人移居古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仅1847年至1874年的27年间，就有12万5000名应聘到甘蔗园做工的广东人乘船到达这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同一时期甚至有数千名华人从美国加州出发，取道纽奥良或墨西哥，偷渡前往古巴谋生。
早年的古巴华人不堪忍受西班牙种植园主的残酷虐待，纷纷逃亡到城镇，许多人干脆参加古巴人的独立运动，拿起武器抵抗殖民者。今天的哈瓦那还竖立着一座圆柱形的纪念碑，缅怀参加独立战争的华裔战士，感人的碑文写道：「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当逃兵，没有一个当叛徒。」（No hubo un Chino Cubano desertor. No hubo un Chino Cubano traidor.）
时过境迁，今日的古巴传统侨社已经凋零式微，人数所剩无几，由于异族通婚非常普遍，所以华人后代也不怎么像「龙的传人」。记者在哈瓦那中国城曼瑞克街（Manrique ）的「龙冈亲义公所」门前邂逅一位年逾古稀的叶老伯，攀谈之下得知，他于1954年从台山的水步镇来古巴投亲，几十年来一直打工，如今已经退休。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荫庇下得以衣食无忧，但手头相当拮据，连一张回乡的机票也买不起，所以去国58年，从未重踏故土一步。与记者分手之际，叶老伯连连说：「我来古巴来错了。」
与胼手胝足毕生辛劳的老侨不同，新一代华人移民在古巴却过得风生水起。他们赶上了这个国家着手改革开放的好时机，纷纷开餐馆、办贸易，「三下五除二」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在哈瓦那中国城入口处附近有一家「天坛饭店」，女店主陶琦16年前来自上海，嫁给当地华人后裔、武术学校校长李荣富后得以定居于此。她开始在国营的「天坛饭店」当经理，继而获准承包生意，最后将其买下，变成私人企业。陶琦擅长公关，在当地政要、中国大使馆官员中人脉深厚，连国际知名的「旅游者圣经」——「孤独星球」丛书（Lonely Planet）也派人登门试餐，并在「加勒比海诸岛」专辑推介这家小店，盛赞它「能做出130种佳餚」。
陶琦在哈瓦那过着令人艷羡的生活，不但买下了300多平方米的海滨高档公寓，而且雇用六个保母，穿金戴银更不在话下。她年年回中国探亲兼采购，随时可飞往美国迈阿密度假。
同样搭上古巴「私有化班车」的还有中国城「双龙饭店」的老闆，以及一些准备涉足租车业、采矿业、旅游业的华裔商人。他们敢作敢为，开风气之先，相信将在古巴经济转型的进程中留下自己迈向成功的足迹。
在古巴还有另一类华人，那就是为数可观的中国留学生。有趣的是，这3000多名莘莘学子全部来自大陆的边远地区，如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陕西、甘肃、贵州、四川、云南、重庆等，沿海省分的一个也没有。除小部分就读古巴其他城市的院校，大多数人都负笈于着名的哈瓦那大学。据瞭解，安排内陆学生来古巴深造是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机会颇受青年学子及其家长的青睐。
虽然哈瓦那大学餐厅的伙食为人诟病，中国留学生在古巴还是过得很滋润。中国政府发给每个人的生活费高达200欧元，他们可以自己买菜做饭，闲暇时还能下下馆子。鑑于中国学生人数众多，哈瓦那大学专门在近郊新辟一处校区，供他们居住。新校区门禁森严，环境整洁，治安无虞，不如人意的是上网速度太慢，更不能安装视频，与家人联络只能靠长途电话。
记者一行在古巴的各个观光胜地，都看到结伴出游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消费可以使用「土披索」，花费十分低廉，所以高级度假村照住不误。他们中一些人已成为同居的男女朋友，还有人与古巴朋友同堕爱河，准备成家于此。很多少男少女对记者说：「我们就喜欢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