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1.67%。若以1980年城市化率近18%为起点，中国的城市化以年平均1%的速度推进，去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城市人口过半！然而简单的平均数思维常会带来误导，拆解过去31年的城市化，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在1980-1989年间为0.68%，1990-1999年间为0.45%，2000-2009年间为1.43%，但是在2010-2011的两年之间，城市化率却“跳升”了4.67%！在2000-2011年间，城市房价刚性上升的背后就是城市化率的提速。
城市化率的“跳升”通常发生在阶段性拐点，若把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以城市化率20%-35%为起步阶段；35%-50%为加速阶段；50%-65%为完成阶段，那么2011年就是城市化完成阶段的起点。城市人口占比从20%提升到于65%-70%。若以中国12亿-15亿的人口增长为基数来计算，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中国的城市人口从2.5亿以下提升到10亿左右，7.5亿人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斯蒂格里茨教授说：21世纪改变世界有两件大事，其一是互联网信息的流动，其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人口的流动！鸟择木而栖，人择水而居，城市化的人口流动必然形成城市化空间的稀缺性，以水资源为主线，城市化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择水而居引水而居造水而居。与之相对应，城市化的空间稀缺性会从相对稀缺到绝对稀缺，稀缺性作为财富的一般属性必然通过货币的流动性创造城市化空间的“依附性溢价”，于是，看似不合理的高房价就有了相对的合理性。因为，房价不仅与收入水平和租金水平相关，而且和稀缺资源的分配相关，高房价之所以存在并持续以不合理速度挑战居民的心理底线，就是由于城市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财富城市化空间的依附性溢价。
一旦城市化的空间从相对稀缺升级为绝对稀缺，空间的依附性溢价必然提升，而人类社会分配稀缺资源的制度选择只有三种：暴力、权力和货币。三者相比，以货币为基础的住宅商品化自然较为合理，但合理的制度安排却会形成不合理的高房价！结果就是一个制度选择的悖论：房价合理了，城市化就中止了，经济发展也就停滞了。如果为了打压高房价而牺牲了城市化，结果同样是便宜了少数人而牺牲了大多数，合理的政策选择也会带来不合理的经济后果。
有学者说，中国的人均住宅面积已经很高了，这又是一个平均数思维的误导，因为城市化率的“跳升”并不会带来房价普涨。便宜的房子在农村到处都有，是因为农村被边缘化了，在城市化的完成阶段也会有一些城市被边缘化，在这些被边缘化的城市会由于就业机会减少而人口外流，此时中国也会像欧美澳洲一样出现“鬼城”和“灾城”，也就是“去城市化”。在这个阶段，城市化去城市化再城市化将同时进行，互为条件，此时城市化进入“洗牌”阶段：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城市，空间从相对稀缺却走向绝对稀缺；在人口外流的城市，空间从相对稀缺走向不再稀缺；还有一些城市会急剧萎缩甚至消亡，避灾性移民需要“再城市化”。城市化是一个非均衡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城市化率的提升是非均衡的，人口与货币的流动更是非均衡的，动态的非均衡发展必然导致不合理的非均衡房价。
动态非均衡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来源于市场，而且来源于水土资源的非均衡存在。一方水土一方人，脱离水土资源的稀缺性来谈所谓的合理房价，永远无法理解城市住宅价格不合理的合理性。高房价的弊端一定要面对，市场化的制度一定要坚持，都市文明的主流财富之一就是稀缺的生存空间，在城市的“洗牌”阶段，适者生存，每一个城市经营者都将面临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