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2012年5月3日美国国务院举办的陈光诚情况介绍会的发言记录。地点是中国北京钓鱼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主持会议。
纽兰女士：好吧，各位。很抱歉今天上午让大家等候了。我很高兴骆大使能来。他将大致向你们介绍一下他与陈光诚的接触经过——从他在大使馆停留期间直到他决定离开。这次介绍会可以公开报导。他[骆大使]将有时间回答一两个有关整个事件的问题，然后他必须回去继续参加战略与经济对话。这将是公开谈话，会有录音供你们参考。
我就说这些，欢迎各位来到这里。骆大使，感谢您来到这里。请您讲话。
骆大使：非常感谢您，维多利亚。请允许我说明，我和大使馆长期以来一直关注陈光诚先生，当然，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也一直予以关注，我们在许许多多有关人权的声明中提到过他，而且多年以来一直在敦促给予他人道待遇。
上周，在最不寻常的特殊情况下，他同我们联系，我们出去与他见面，鉴于他有——他是盲人、他受了伤，我们在一种极不常见、异乎寻常的条件下采取了极其特殊的步骤，让他进入大使馆。我有时几乎每天都在白天花5个小时与他在一起，用两到三个小时、三个多小时同他交谈——大使馆其他人员也是这样——努力确定他的意愿是什么。
他从一开始就最最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留在中国，他希望参与改善中国国内人权状况并为中国人民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民主的奋斗。我们问他，你想去美国吗，他说不想；也许有一天去深造，但他眼前的目标是留在中国并为这项事业出力。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确定他的意愿是什么。首先，他不想回到那个村子，不想回山东省，他谈到了他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受到的种种虐待。他还谈到了他希望学习法律并完成学业的梦想。他希望他的家人有一个安全的未来。当然，他还为那些在他出逃及来北京途中帮助过他的人担忧。因此，我们同中国政府会谈了好几次，每次会谈我都参加了。有时那些——其中一些会谈一天举行3次以提出建议——向中国政府[提出]满足他的目标的[建议]，而且我们始终在努力确定这些目标可能有哪些，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时时与他商谈，他表示确实想做的一件事是去上学，完成法律学业。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项建议。部份内容后来——我们同中方就此进行了谈判，但后来有了变化。我们最终有了一项得到他同意的建议。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知道摆在他面前的艰难抉择。他知道——而且非常清楚他可能不得不在大使馆呆上很多、很多年，以及——但他只有在同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内容不能被他接受的情况下才准备这么做。他也完全清楚他若留在大使馆他家人将面临的困境。
星期二某个时间，我们向他传达了一项建议。他说，这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他希望留在使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重点考虑使馆在程序方面将面临的问题，我们让他独处片刻。当晚稍后，有人回来送食品，并问他是否觉得原来的决定仍然合适，他说他认为如此。我们尊重他的决定。不过，当晚我们见到中国政府人员，因为他一再表示，他需要中国政府迈出第一步，以表诚意。他说他们总是要他先离开使馆，然后再履行新的程序或部份协议。他要求中国政府迈出第一步。他还说，他们为什么不能让他的家人到北京来。为此，我们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点，他们说可以。
根据协议，如果你将——如果家人能来医院，他就能够与妻子交谈，这样就能使他最后决定是否离开使馆。因此，虽然中国政府同意他的要求，让他家人来北京，他当时的考虑不一定是这样[离开]，但我们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离开使馆，他应当先有机会与他妻子通电话，然后再作出最后决定。
他与他妻子通了电话，通了两次电话。
问：这是哪一天？
骆大使：昨天。然后我们问他打算怎么办，是否想离开，是否确实想好了要离开。我们等了几分钟，他突然站了起来，非常激动，非常迫切，当着在场的许多人说，“咱们走”。接着我们帮他上面包车，随同的还有医生、翻译和不少其他人员。他上车前，我再次问他，“这是你想做的吗？你确实想好了要离开使馆吗？” 他说，是的。然后我们递给他一只电话，他与克林顿国务卿通了话。他还与他的律师通了话。他希望与一名记者取得联系。我们做到了，帮他取得所有这些联系。
我们同他一起呆在医院。在他进入医院，见到了他的家人，见到了他的孩子后——有很多、很多人——我在那里可能逗留了一个半小时。医生们在那里呆了很多、很多个小时。所以，在每时每刻，我们都一心希望实现他的愿望，确保我们能够制定一个能满足他的需要的方案。
第一，迁往中国另一个地方，中国政府向他提出了七所大学——在不同地方——供他选择。第二，他将接受大学教育，由中国政府承担费用，包括他和他家人在他从七所大学里挑选出来的那所大学所在地的生活费用和住房。第三，他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中国政府将听取他对所受虐待的控诉，并进行全面调查。第三，他将得到任何学校的任何学生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待遇，包括在学习过程中申请转学的机会。
因此，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告诉你们，他绝没有受到过要他离开大使馆的压力，在他作出并宣布他的决定时，他对离开一事非常兴奋，非常急切。他完全——他就坐在那里，我们等着他作出决定。他也完全知道，如果他作出不离开大使馆的决定，会有——留在大使馆会带来什么必然的结果。他完全清楚并谈到如果他留在大使馆，他的家人待在山东老家的村里，他的家人会怎么样。
问：维多利亚，他说他星期二夜间提出一个建议？我只是想澄清一下。你说你星期二夜间提出一个建议，他说这是不可接受的。那个建议是否是避难？
骆大使：他从未要求过避难。
问：好。
骆大使：他从未要求过避难。他一直说，他想留在中国，在中国生活，返回中国继续他在民权方面的工作，并接受教育。
纽兰女士：我认为——
问：那——
纽兰女士：各位，我认为骆大使是说，与中方谈判达成的第一个建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基于这一点，他当时准备好需要呆多久就呆多久，使馆的理解是也许会呆很多年。
骆大使：我们——我们对此表示尊重并已经开始进行准备，根据这个决定考虑如何安排他在大使馆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们尊重他的决定。
问：你似乎在说这不是——他去医院不是事情的了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是说他妻子在医院期间，他从大使馆给她打了两次电话？
骆大使：是的。
问: 是这样吗？好。那么在那个时候，什么——这使你足以认为他已经征求了他妻子的意见以及他将——我想说的是，他人到了医院后改变了主意，你对情况的理解是否是，如果他希望的话，他将——应当被允许回到大使馆去？
纽兰女士：各位，我们要谈的是——
问：这与他讲的直接相关。他说，达成的协议是，如果他们把他的家人带到医院，他会被允许与他妻子讲话，这可以使他能够对是否离开大使馆做最后的决定。
纽兰女士: 那——
问: 电话交谈是这样，换句话说，他自己做出了选择，因此他必须承担后果？他已经离开了大使馆，你们不准备再让他回去？
纽兰女士: 骆家辉大使在这里要谈的是进展过程，直到/包括我们协助他到医院以及昨晚我们为他提供的支持。
问: 你是否能描述一下今天他的情况？
纽兰女士: 我会——
问: 不，但我的意思是，我想有人刚刚去过他那里，我想——我知道他对我们媒体讲过他的意愿。他是否告诉过你们——
纽兰女士: 我再次——
骆大使： 我不了解其中的情况，我整个上午一直在这里，因此关于谁到医院去了的情况，维多利亚可能有更多的信息。
问：不过，我想很快地问一下，来更好地理解你所告诉我们的就你作为美国大使所了解的事实。现在他已公开要求美国帮助他，他并说，他感觉很不好，希望离开这个国家。既然现在他已经公开地向您和克林顿国务卿提出呼吁，你是否准备帮助他实现离开这个国家的要求？
纽兰女士：我再重复一下，大使已经在这里整整一天了，如果有人对于在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之前以及昨天所发生的事情还有问题要问的话，骆大使可以再回答一、两个那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就谈其他事情。
问：好的。我只有一个问题，关于——看起来，他是在到达医院后改变主意的，不知是否是在跟他妻子讲话以后——还有来自其他人权活动人士的报告说，他可能确实在医院见到了一些来自他家乡省份的所谓敌人或恶棍，或其他什么人，而且他可能还真的受到了威胁。对于他在医院时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迫使他改变了主意，你是否掌握什么情况？
骆大使：没有，我只能说，在我和大家一起到达医院后，我在那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我知道，我们使馆的二把手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医务人员也到晚上才离开。我看到他和她妻子一起与医务人员谈话，评估或整理病历，以及确定他有哪些健康问题。我看到几位医生和美国医生和他在一起，讨论他的病历以及任何特定的健康问题。所以——
问：但没人过夜，是吗？
纽兰女士：再说一遍？
问：医务人员离开后，没有大使馆的人在那里，是吗？
骆大使：我不知道。
问：是不是有一种理解——认为有人应该留在那里与他在一起？他是——他一直说——过夜——他本以为大使馆会有人留下来过夜的。
骆大使：我们的医务人员在探访、接触和协商方面已同他们的医疗小组达成协议，我对所有的细节并不完全知情，所以我们以后再谈当时的协议到底是什么。
纽兰女士：让我们再提一个问题，然后就让骆大使回去。
问：我只是想澄清一下，周二向他提出的最初的协议出了什么问题？既然你对这个安排有信心，按你的理解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央当局许诺他们打算为他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他吓坏了而且改变了主意？
骆大使：星期二，当我们提出最新方案以及中国政府对我们所有建议的回应时——我们不断地提出建议，特别是谈到教育——哪个学校、哪里等等。周二下午，我们提出了最新建议，即中国政府的答覆。他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实际上，他需要同温家宝总理讲话。他当时要求与温家宝总理会面。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们又去看望他，他说他对留在使馆的决定仍感欣然。他说，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走出第一步作为诚信的表示；他们让我离开——建议让我离开使馆，然后给其他一切好处；为什么他们不先做些事情，例如把我的家人带到这里。
因此，我们又回覆中国政府说他需要一些保证；你们要他在信任度上有一个跨越，而他希望中国政府走出第一步。所以中国政府同意，他们将让他的家人坐上高铁，高速列车，把他们带到医院来。那天晚上，周二晚上，当我们告诉他，中国政府愿意这样做，但在他们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如果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如果他真地能够和他的妻子说上话，那——他是否倾向于离开大使馆。
如果仍然不被接受，中国政府就不想去费力把他的家人接来。他说可以，不过他仍要有机会跟他的妻子通话，在——当她到医院时，然后他再做最后、最后的决定。
纽兰女士：好吧。谢谢你们！我认为——
问：我能否就问一个问题？我只是想澄清一下您或是美国政府中的任何人是否曾经与他妻子谈过话。您提到他昨天与他妻子两次通话。您是否在任何时候——她现在这样说——说她在他出逃后被殴打，过去几天发生了残酷的虐待。您或任何美国官员从他妻子那里听到过这些吗，还是这仅仅是她同他谈话时说的？
骆大使：我们——有一位美国政府或是大使馆官员和她在一起，当她——他们在医院交谈时，没有中国政府人员在场。我在大使馆能听到部份交谈，当时陈先生反覆问道，你是一个人吗，有没有中国政府的任何人在场，他们有没有虐待你，你还好吗，你安全吗。她当时恳求他到医院去，去和家人团聚，还说总会有未知的情况，我们需要迈出第一步，我们不希望——我们需要让这场斗争继续下去，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这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或希望的所有东西，但这是一项好方案，他们需要一步一步来。
纽兰女士：我得让骆大使离开了。
骆大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纽兰女士：我送他出去。
骆大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