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笑和感叹 我的血腥学生时代

作者:天啸 发表:2012-05-01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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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砖桥——记上世纪六十年代高校清洗“反动学生”运动

前言

上世纪有关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人们知道得已经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60年代,中共还发动过一场全国性镇压反动学生的斗争,全国各地约有500名大专院校学生,如右派一样被揪出批斗,之后押送到劳改基地“两劳”——“劳动考察”或“劳动教养”。笔者即是当时上海33名戴帽“反动学生”之一。

50年代末,反右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大跃进”,结果是大饥荒席卷全国,哀鸿遍野。于是有部分大学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中央,质疑“大跃进”,并批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高教部因而认定高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少数学生思想、立场反动,对党的猖狂进攻程度“已经相当于、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毛泽东指示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进行严肃处理”。不久教育部向全国高校下达对“反动学生”实施“两劳”的试行办法;全国各地高校立即开展起揪斗“反动学生”的“群众运动”。

一、押送砖桥

1964年夏,我就读的某师范大学开始贯彻中央指示,开展对“反动学生”的批判和清算。入夜,各系梯形教室灯火通明,师生们“同仇敌忾”,声色俱厉地批斗站在会场中央的“反动学生”,其火力、声势,比批斗右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是当时该校被揪出的23名“反动学生”之一,祸端是我在日记中写了《基督山恩仇记》的读后感,对“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人生哲学欣赏备至。有同学偷窥了我日记,密报给政治辅导员潘毅,潘指控我“仇恨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复仇主义者”,于是组织全年级师生批斗我4场;之后我被判劳动教养3年,押送农村改造。

同年11月12日,由市高教局统一组织、押运,来自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师院、外语学院、一医、二医、中医、化工、华纺、水产、海运和机电专科等高校的10余名“反动学生”来到市郊泗联公社的砖桥大队,接受“两劳”。此后陆续又有10余名“反动学生”被遣送到砖桥。为便于管理,一年前安置在崇明岛“两劳”的“老反动学生”也一并转移到这里,于是“反动学生”总数达33人。“砖桥”由此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反动学生”“两劳”基地。

我们33人共同的罪名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三面红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反动”;但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如:复旦大学的季致远,被指控“全面、系统地为苏共修正主义路线辩护,拒绝放弃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立场”;交通大学的柳正,因向政治辅导员交心,陈述对“九评公开信”的看法而获罪;外语学院的尧善元因撰文同情右派遭遇、批评共产党被告发,手稿、日记被缴获。

还有的难友仅因一时失言而被控思想反动,如师大的胡桦在反美援越示威游行时不慎喊错口号,将“抗美援越”呼喊成“抗越援美”,被上线上纲,成为打击对象;化工学院的姜大维在同寝室同学谈到毛泽东发福、腹部圆阔时,戏言了一句“可以点天灯了”,因而被指控“恶毒咒诅伟大领袖毛主席”,遭到反复批斗。他们俩本来可免除处分,但为凑足“打击面占学生总数千分之三”的指标,被凑数为“反动学生”。最令人不解的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医学院学生封育都,因始终未摘帽、留校待分配,也被送到我们这里劳教3年。当年他已36岁,年长我们十几岁,谁也搞不清他究竟算是右派,还是“反动学生”。

我们这些“反动学生”中,属应届毕业生的,暂缓分配工作;属在学学生的,一律停止学籍。全体“反动分子”,按“恶行”轻重,分别被判处“两劳”两年或三年,每月发生活费19元、24元或29元不等。处分期满后,按各人“服刑”表现,准予毕业分配或恢复学籍;坚持反动立场不思悔改的则予以开除学籍,移交公安机关法办。

为监督我们的改造,高教局调配三名政工干部常驻砖桥负责“管理、教育”我们这批“反动学生”,并拨款建了五间一套、砖木结构的“两劳宿舍”,以方便对我们统一监视和管理,其中最宽敞的一间,管教干部用作办公室兼宿舍。

二、艰辛改造

我们被押送砖桥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劳动。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被要求像强劳力那样挑担挖地、耕田施肥,艰辛苦痛可想而知,然而我们必须咬紧牙关拼命干,因为我们被告知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洗净心灵中的污秽;劳动表现是衡量思想改造好坏的标志。通过两三个月的艰苦劳动锻炼,我们33个“反动学生”个个练就一手好农活,从挑稻、挑粪、挑河泥、挑猪塮,到赶牛耕田犁地、开沟排水、拔秧栽秧、摇船掌舵,无一不会。三夏农忙季节,我们在烈日下一天劳动十六七个小时,全身晒得漆黑,衣裤浸透汗水,拧干后汗水居然可盛满一脸盆……

如果“两劳”仅仅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还挺得过去,但使人不能忍受的是诛心的心灵折磨。每日收工之后,我们必须进行政治学习,不是在灯下读“毛选”,就是学习党报刊社论,联系思想实际批判自己,深挖反动思想的根源。每年还有一次思想改造鉴定会,每人事先写好思想改造小结,在鉴定会上宣读,然后由难友们讲评,彼此揭发,政工和管教干部最后表态,作鉴定,整个过程需体现“树立标兵、团结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的原则。

首次思想改造鉴定会,在我们到砖桥半年后举行,3个“顽固不化、抗拒改造”者遭到严厉的批判与斗争,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有改造积极分子揭发我,在习“毛选”时间,躲在蚊帐里读英文版的《基督山伯爵》,这说明我抗拒改造,蓄意筹划向党、向无产阶级复仇。我被告知要从头开始改造。

三、文革开始了

1966年文革爆发;毛、刘两大司令部殊死搏斗,神州大地腥风血雨,狼烟滚滚。但是我们劳改基地却平静如常,该年底我们“两劳”已有两年了,33个“亚囚犯”已有一小半处分期满,按市府规定,应该解除处分、或恢复学籍或分配工作了。但两三个月过去了,没有丝毫动静,我们要求领导给个说法。高教局负责改造“反动学生”的陈秉围处长专程来到砖桥给我们“训话”,强调我们的“罪行”属敌我矛盾,政府念我们尚年青,才宽宏大量,未诉诸法律,按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他还声色俱厉地说,我们这些人的反动思想根深蒂固,必须痛下决心,扎扎实实劳动、改造一辈子。最后他告诫我们:牢记自己的“反动学生”身份,不得参与文化大革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至于何时解除处分,我们想都不能想。

这番“训话”后不久,高教局突然又来人,宣布对外语学院的周森根加重处分: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交群众监督劳动。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犹如晴天霹雳,让我们目瞪口呆。周森根原是外语学院德语系的应届毕业生,毕业前夕曾向政治辅导员“交心”,坦承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笃信并拥护三民主义。当时正值高校揪拿“反动学生”,周森根因而获罪。遭批斗后,他精神失控,谵呓不止,被送入精神病院,病情稍好便被押送砖桥,劳教3年。“劳教”期间他比任何人都更服罪、更卖力地劳动,迫切希望早日解除处分。为赢得管教干部袁圆芳的好评,他主动交待“余罪”,称1962年蒋总统宣布反攻大陆时,他写过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陆游传》,借“王师北伐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爱国激情,抒发苦盼三民主义重返大陆的情思;并将剧本原稿上缴“组织”,以示真心悔改。袁圆芳曾当众表扬周森根向组织暴露思想、真诚接受改造,要我们向他学习。不料时隔两个月,袁圆芳突然翻脸,请示高教局后,在大会上宣布,以“仇恨共产党、期盼国民党复辟”的罪名,将周押回原籍,改造终身。尽管会上没人发言,但人人都明白:此举纯属“杀鸡儆猴”。

四、上访

在文革中,我们了解到:因当时斗争的需要,处分“反动学生”的政策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镇压学生运动的决没有好下场”。各地高教部门,包括北京,均已认识到,当初对异议大学生“两劳”确有不当,因此主动予以纠偏,解除受害学生处分,并安排工作,“两劳”据点也随即解散,但唯独上海市革委会按兵不动。

于是我们33名“反动学生”,组织起来,推举复旦的“季兄”季致远牵头,揭发改造基地黑幕,为争取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奔走、呼告,寻求正义和支持。但是我们的努力四处碰壁。走访市革委会,接待干部冷冷地回答:“你们认为自己改造得如何?”然后丢下一句“回去等答复”,便拂袖而去。派代表到北京上访,没等说明来意,就被接待干部劈头打断话头,并派人立即把他们送上回程的火车。

此时,袁圆芳一反常态,频频往返上海——砖桥,天天阴沉着脸,目透凶光,杀气腾腾。数天后,几位难友从上海市区回砖桥,带来可怕消息,各大专院校都拉起巨幅横幅:“迎头痛击反革命翻案风!”“坚决镇压以季致远为首的砖桥反动学生!”一场浩劫在所难免!

五、血腥清算

三天之后,1967年8月18日,一个盛夏的下午,由上海各高校七八十名红卫兵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镇反兵团”分乘多辆大卡车开赴砖桥,揭开了所谓的“镇反”的序幕。

红卫兵搭起了毛泽东思想宣讲台,向围观的群众宣讲这里的“两劳”犯如何翻案复辟、猖狂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我们的难友、外语学院的柏宁湘上前想与之辩论,还没说三句话,便挨了一顿暴打。两个红卫兵用军用皮腰带,对准柏的头部和前胸猛抽。交大的柳正上前论理,他一米八几的个头,居然被对方摔了个大跟斗。

暴力开路。谁回嘴就挨耳光、挨皮带,直至嘴角淌血,皮开肉绽,血痕连连。当晚,“镇反兵团”在打谷场上召开“迎头痛击反革命翻案风”的群众大会。几个积极参与上访的难友,“一”字跪在台前。兵团头头挥舞“红宝书”,声嘶力竭地列数我们的罪状。此状况下,多数难友违心上台揭发“头头”的“罪行”。季致远是众矢之的,他胸口挂牌,被勒令跪在其余四个“黑干将”之前,跪得直挺挺的,一旦臀部贴上小腿,就挨上重重的一脚。面对揭发,季致远如果沉默,就是“负隅顽抗”;如果声辩便是“反攻倒算”,接着就是一阵皮带、皮靴。一个稚气未脱的小个子红卫兵冲向前台,一皮带头砸在季兄头上,季顿时血流如注。周围人群一阵惊呼:“要打死人了!要出人命了!”

早在批判会开始之前,外语学院红卫兵头头柯某、杜某便扬言“开开荤”,“非打断季致远一条腿不可”,“让他终生拄拐杖”。此刻,柯某、杜某正要上前施暴,却被身后的怒喝镇住——砖桥大队党总支书记蔡仁明和农革会的书记刘伯余走到前台,双双用身体护住季兄:“要文斗,不要武斗!”蔡书记更是义正词严地正告红卫兵:“既然上海领导把大学生(这里的社员从不称我们为“反动学生”)下放在我们砖桥,我们贫下中农就得负责到底!谁要动武,我们不会撒手不管!”刹时会场一片寂静,红卫兵和当地民兵两军对垒,虎视眈眈,一场武斗迫在眉睫。此刻,复旦大学红卫兵领队殷某快步奔向前台,大吼:“季致远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押回校,交革命师生批斗!”于是复旦红卫兵将季兄从地上架起,拖到公路边,拦了一辆大卡车,把他押送回复旦。

事后得知,复旦“镇反兵团”是温和派,主张文斗,反对暴行。因此,殷某在关键时刻,找了个堂皇借口,“劫”走了季致远,保护了他。

六、可杀而不可辱

而我的遭遇要悲惨十倍。当晚,我被五花大绑押回师大;次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遭批斗。他们当众捏造了我十余条罪行,革命师生振臂高呼“天啸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当夜,以周建平为首的外语系红四团的八个如狼似虎的红卫兵,将我押解到兵团司令部“审讯”。周要我老实交待我与季致远共同策划的“抢夺管教干部袁圆芳枪支,准备武装暴动”的阴谋。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我们从未相信袁圆芳有什么枪支,我又怎么可能与季致远策划夺枪暴动呢?我开始明白了,“提审”只是个幌子,这伙暴徒施暴成性,常以打人取乐,他们那晚闲着没事,商量好拿我来“消闲”。那一夜,我遭到这伙暴徒的毒打,皮鞭、棍棒雨点似地落在我前胸、后背。我高声呼救,但都没用,审讯室是外语系的录音室,隔音能力超强。

这群暴徒将我痛打一番后,还嫌不过瘾,又想出更刺激的一招:八个壮汉分成两班,轮着班站在房间四角,一人一拳,把我从一端痛击到对角线的另一端,再被击回来。不消几拳,我就被击昏。暴徒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泼水将我弄醒,测试我的脉搏后,发现我心跳仍正常,抗打能力“了得”,就商量如何进一步对我施虐。我知道这伙暴徒早已丧失最起码的人性,对我不会善罢甘休。“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乘他们商量之时,挣扎着撞开门,冲到阳台口,纵身跳下楼。应是天意,我居然没有死,只是左腿大腿骨纵向骨折,流了很多血,被送往医院急救。救护车的呼啸声惊动了师大园,红四团刑讯逼供的丑闻传遍全校。为泄愤,周建平等打手赶到医院急救室,企图将我置之于死地,但被院方制止。

同晚,我们当中另一名上访“黑干将”、第一医学院的的女生郑晓萌亦因同样原因跳楼自杀,但未遂,牙床粉碎,脸部严重变形,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人只剩最后一口气……

七、政治贱民

之后,我们32个“反动学生”(周森根已被送原籍)被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即政治上的“贱民”。

1968年,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镇反兵团”再次进驻砖桥,对我们32人进行批斗,我们被罚跪、鞭鞑、勒令相互打耳光,甚至被吊在屋梁上用马鞭猛抽。机电专科的徐铮因对我们中的一位女生萌生爱意,写了几封情书,触犯了“两劳期间严禁谈恋爱”的纪律,被吊在打谷场边的老槐树上毒打。他因拒绝认罪,又被五花大绑推到公路边,跪在公厕旁,一天不给吃喝。

1969年夏,毛泽东指示:要落实政策给出路。当时,全国各地早将劳改的“反动学生”送回各院校,并且大部分人得到安置。唯独上海革委会例外,因为他们担心翻旧帐,追究责任,因此迟迟不给我们安置工作。

同年秋季,为解决城市人口恶性膨胀,中央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将大批市民赶到农村落户。上海革委会抓住这个时机,借口执行中央指示,给我们超期“两劳”的人解除了处分,并安排:除个别“改造尖子”外,我们绝大部分人被开除学籍,作为无业人员送回原属市区,再由上山下乡办公室统一安排,与闲散人员(绝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及家属)一起送到安徽农村落户。我左腿致残,只是勉强能行走,根本无法务农为生;我要求给予照顾,留在上海就业,但被回绝,因为给我的政治结论是:“罪行严重,且抗拒改造,属敌我矛盾性质,暂不戴帽(即帽子拎在群众手里,如拒不悔改,随时可以戴上),交群众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同年年底,我与其他12位上海籍难友被驱赶到皖南、皖北农村落户,以务农为生;而外籍的难友统统被赶回原籍,自谋生计。大家个个谋生艰难,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姜大维回原籍后,下放农村十余年,后上调常州,谋得一份为杂货铺拉板车送货的工作,竟欣喜若狂,千恩万谢给他介绍工作的“恩公”。我在安徽农村干了两年农活后,有幸被生产大队聘为民办小学教师;太太跟我在同一大队落户,在大队里做赤脚医生。夫妇俩都是拿大队工分的,都不用下田作体力劳动,羡煞生产队的小青年,我听了惟有苦笑和感叹。

与我相比,好几位难友的境遇可谓悲惨至极,令人唏嘘。徐铮“两劳”六年,饱受虐待侮辱,被送回浙江老家后不久就患上肝癌,因没钱治病,最后全身浮肿,含恨与世长辞。正是:“贫归故里无生计,病卧家乡死亦难”。二医的老右派封育都因老家无人,被校方踢来踢去,硬是不给安排,最后精神失常,不久便突然逝世。周森根回乡生活了几年,靠养猪种菜为生,精神病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不幸英年早逝。临终时,他喃喃自语:“我是主动交代的,为什么……”他没能把话说完。

尾声

告老退休后,我曾单独赴砖桥一行。旧地重游,匆匆过去四十载;沧海桑田,物换星移,砖桥面貌已改换一新,我根本无法辨认。原来的“两劳”宿舍早已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谷仓。当年季兄被红卫兵毒打的谷场,也已翻造,唯有那棵老槐树依然屹立在那里,作为历史见证,徐铮曾被绑吊在它那粗壮的枝杈上毒打,如今还可找到隐约的血迹。我相信这棵古朴、苍劲的老槐树一定愿向我们的子孙后代讲述这里曾发生的事:我们33个青年学生的劫难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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