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指”罗织“反团”罪名打击“四.二二”
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分为两个阶段，1968年5月17日为标志，在此之前为第一阶段，是广西各地“联指”深挖“四.二二”中的“反共救国团”（简称为“老反团”）；在5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一案报告》的电报为第二阶段，则是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大张旗鼓地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对“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屠杀。1967年12月25日至27日，广西玉林地区的容县“联指”调集400多人，全副武装攻打黎村“四.二二”，打死12人，伤21人。黎村“四.二二”被打散后一千多人外逃梧州和广东信宜等地。“联指”攻打黎村先后吃去国库粮食36000多斤，开支18000多元。
1968年1月18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发出《关于容县黎村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的电报，偏袒“联指”一方镇压“四.二二”。
胜者为王，容县“联指”和广西“联指”把容县的“四.二二”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1968年1月17日，《广西联指报》公布容县43个“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组织”，并进行镇压。（8）
容县遍地盛产“反共救国团”
为了扩大“四.二二”莫须有的“反共救国团”罪名的影响，广西“联指”的喉舌——《广西联指报》1968年2月17日刊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区人民提供一份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材料》一文，公布所谓玉林专区“联指”战士和贫下中农揭发容县一批“反共救国团”组织。这批“反共救国团”是：容县“四.二二革总”的“反共救国队”；长寿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鹏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军”、“杀人战斗队”及“反共救国军第三军”；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国军”；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和“反共救国军第四集团军”；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团第四军”；黎木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顶底公社的“反共支修集团军”；半月公社的“反共第一方面军”；三岸公社的“新编步兵师第一独立师”；沙田公社的“反共救国军第三集团军”；石扶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水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青年独立团”；寻阳公社的“反共救国团”等等。（9）
呜呼！小小一个容县遍地“盛产”“反共救国团”，且“反共”的编制也在“放卫星”，从“反共”救国团、青年独立团、独立师、救国军、集团军、第一方面军……一应俱全！其“指鹿为马”的杜撰本领，直追“大跃进”广西环江县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放卫星”神话。
桂林“联指”造谣打压“造反大军”
桂林“联指”的编造功夫也不遑多让。
1968年5月12日，桂林地、市“联指”头头伊景春、韩凤欢、唐廷国、廖祖迪、孙忠禄、张燕生等，在荔浦县召开桂林地区十二县（缺资源县）及桂林市“联指”头头会议。会上编造了桂林有十多个国民党将级军官参加了桂林“造反大军”。国民党连长以上参加“造反大军”的已组成一个团，集中在桂林市文化宫。
因此，会议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红色政权——地、市革委会。会议还决定，每县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驻军和地、市革委会“反映情况”，争取他们承认各县“联指”派人到武装进城“保卫红色政权”是革命行动。
5月17日，桂林地区十二县“联指”组织86人先后到桂林市，住在东方饭店。地、市“联指”头头李年生、曹铁军、伊景春、唐廷国等到饭店看望了他们。
5月19日晚，桂林地、市革委会及驻军负责人景伯承、吴新中、陈秉德、冯邦德等，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十二县86位“联指”代表。陈秉德说：“感谢十二县的贫下中农关心桂林形势，提出了很好的宝贵意见，对桂林形势有很大的促进。”（10）
此次接见，为6月4日，桂林地区十二县“联指”组织八千民兵全副武装进入桂林市围剿“造反大军”埋下伏笔。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8年5月2日，南宁市革委会召开为期两天的常委会。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副主任张正安、肖寒、王恩厚等出席了会议。
韩世福发言指出：广西“四.二二”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以及“反共救国团”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操纵、混入的反动组织。
如果说此前广西各地“联指”以“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打压“四.二二”还只是“派性斗争”的话，那麽从这位广西军区高层人物的上述发言里，已经可以听闻对广西“四.二二”行将大屠杀的磨刀霍霍声。
据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记载，1968年5月11日，广西各地、市、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联指”掌握了政权，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5月11日止，全广西惨遭杀害的“四.二二”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以及“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共18000多人。（11）
广西大地，风声鹤唳，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预示著更大的红色恐怖风暴即将来临。(待续)
注释：
（8）同注1，第13页。
（9）同注1，第12页。
（10）同注1，第50页。
（11）同注1，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