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像遭三人泼颜料染污。工人赶快将被污的毛泽东像覆蓋起来。从湖南来的三人却被学生纠察队送交公安局。这是学运所犯的一大错误。
历史从来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耐心而公正。
历史的真相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还原。有些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而成了谜。
还原历史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不可或缺的大事，还原历史不仅是给是非曲折一个公正的解释，对那些在历史事件中被侮辱被损害者、对那些代表了事实及真理的人给予公正的评价，也是将位高权重、历来占据历史中心的那些统治者予以曝光，给与重新评价。历史的真相将给当今的人一个反省及检讨的机会，以利于未来的发展。
林昭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由于坚持不屈最终被中共当局于1968年下令枪决。最近，有关林昭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大陆的独立电视制作人胡杰锲而不舍的探求及追索下，开始大白于天下。
很多人看了之后目瞪口呆，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林昭的人与事当时在中共当局的高度保密下从没有任何新闻或文字报导，就连像我这样当年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与林昭同一政治类别的人也知之甚少。这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当局当然知道孰轻孰重，当然知道林昭对当时的政治及将来历史上的份量，；第二，在万众欢呼毛主席、心向共产党的环境之中，不用说一般民众，连被中共认为是敌对的反革命右派分子也会谴责林昭，或与她保持距离，认为她“太过分”、“太极端”，“太偏激”不符合国情人情。所以今天人们谈到1957─1958整风反右这段历史时，笔墨都集中在刘宾雁、王蒙、丛维熙、杜高这些党内的新锐、被称为“良心”的人的事迹上。或者，偏向像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等那一群依附中共、有高度教育及智慧的“第三势力”的政治明星的遭遇。当然，还有数以万计的可怜的无辜者，例如杨显惠写的《夹边沟纪事》中那些死得如一堆无声无息的蚂蚁一样的右派分子。林昭的人与事似乎没有听说过。
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才有了一点关于林昭的认识。今天冷静地坐下来认真读一读林昭当时讲的、写的和主张的，她的那些观点，不是都被五十年的现实证明了是对的吗？林昭的观点及思想不是有更高一个层次吗？当局如此残暴地杀害她正说明当局对她的恐惧。
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过这样一些似乎不起眼、不被大多数人、包括被认为敌对份子的人看好的人。但真理恰恰就在他们手中，他们站在历史的顶峰。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人无其数，有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共产党人，这一集团的人数十分惊人，比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整肃”还要多；有一大批相信共产主义革命、热爱毛主席的造反派及红卫兵；还有一大批“天生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分子，以及一大批自以为清高、有良心、有正义感、心向共产党的知识阶层人士。林林总总的千万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中有两颗小小的、亮亮的星星，一个是遇罗克，一个是张志新。遇罗克触及到了共产党的根本理论和根本制度──阶级与阶级成份论；张志新则直指这个专制制度的根本所在。共产党绝不会放过他们的。今天以及今后如果人们回忆或总结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真理在他们手中。
十六年前，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上百万的学生及民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型坦克和西方新闻媒体的录影机使天安门广场事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记录。一群不反共产党，要帮助共产党反腐败、反贪污的学生成了世界级的明星，一些政治趋向不明、面目不清的人被誉为这次争取民主事件的黑手。当然还有一些人，例如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因被无辜者的牺牲及鲜血所激发而勇敢地站立起来声讨暴政。还有一个世界瞩目的焦点就是那张闻名于世的照片──王维林与坦克对峙。这张照片令中共当局狼狈不堪。和平与暴力，真理与荒谬，这个不朽的历史瞬间将永垂青史。
我们现在也逐渐弄清楚了湖南三位勇士污损毛像的事。长期以来，北京当局严密掩盖，称此三人为损坏公物的犯罪分子。学生方面无人出面承担责任，推托说三人被学生抓捕押送中共公安部门是因为不知他们是谁，他们的行动有违学生们和平抗争的方式，并且学生们也害怕中共以此制造借口，于是民主投票将三位勇士送入地狱。
事实却证明他们三人站在历史的高峰──他们高瞻远瞩，直指当代社会问题的核心。他们指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他们还指出：“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完全是专制的象征”。
淘尽岁月的黄沙，他们的言行将成为历史长河里灿烂的黄金。
历史从来是一面镜子。历史绝不是用来点腮描黛贴花黄的闺阁之物。历史是智慧的源泉，思想的根基，是一座照亮我们前进方向的灯塔。说不清，也不愿去说清自己怎样跌跌撞撞地走出历史丛林的人，势必会再次踏入现实或未来的沼泽地。
按：附上一篇撷取自封从德所写的“天安门三壮士的历史教训”的前半部份，此文为探讨三壮士悲剧的组织结构上的原因之文章。作者在文中特别强调了一句﹐“作为运动组织者之一﹐我难辞其咎”。
封从德：天安门三壮士的历史教训
三壮士走在了历史的前面
八九民运的悲剧中﹐除六四屠杀以外﹐还有一个至今尚未结束的悲剧﹐即天安门三壮士的悲惨命运。北京戒严后，三位来自湖南的壮士，将一巨大的横幅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畴恲饀J颜料涂污中共专制的图腾﹑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这一壮举震动四海，被视为八九民运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之一。然而﹐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在中共公安人员的要求下，为了不给当局任何镇压的借口，当时留守广场的部分学生纠察队成员幼稚地将三人移交给公安局，结果酿成他们遭到中共重判的悲剧。让我们记住三位壮士的名字和遭遇﹕
喻东岳，当时22岁，湖南浏阳报社美术编辑，20年徒刑﹐91年冬在狱中被折磨得精神分裂﹐至今尚在狱中﹔
余志坚﹐当时25岁，湖南浏阳县达浒乡涟头小学老师，无期徒刑﹐2001年出狱﹔
鲁德成﹐当时26岁，湖南浏阳汽车运输公司工人，16年徒刑﹐1998年出狱﹐2004年底逃离中国﹐却遭泰国当局羁押，时刻面临遣返中国和再次入狱的危险。
对于这一悲剧﹐许多参与者从思想角度进行了反省﹕当时我们许多人还对中共体制内改革心存幻想，而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有根本转变，无论文革及各场政治运动使国人如何受难，一来其罪恶公诸于世的既少，二来当时物价飞涨，其威望反而有所回升﹐甚至有人因怀旧而抬着毛像游行──三壮士走在了历史的前面﹐而这正是悲剧的所在。
然而﹐造成三壮士的悲剧﹐还有组织结构上的原因﹐这是外界很少注意到的﹐但作为运动组织者之一﹐我难辞其咎。下面是我在一九九○年底写的备忘摘要﹐以及后来逐渐收集到的资料中得到的认识﹐以期从这一悲剧中提取一点教训。
我自己的经历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正在百万人抗议戒严的游行当中﹐北京上空狂风大作﹐云色由灰转黄﹐由黄变黑﹐浓厚的乌云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天安门广场上妖风四起，一阵阵强力的旋风将地面的纸片、破布和其他各样的拉圾卷起，不知带到了何方。刹那间﹐地面上干净了许多，各式帐蓬在狂风中摇摇欲坠，广播站的塑料顶蓬几乎散了架。风沙刮得人脸疼，然后便是倾盆大雨，其中竟夹有冰雹。但不多久﹐又雨过天晴，西斜的太阳放出桔黄的光芒，射在人们脸上发烫。这是我刚回广场时的一幕。就在这令人惊诧的自然现象的同时﹐我当时并不知道﹐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
我回到广场后不久﹐一位同学来广播站，说纠察队捉住了三个“便衣”，他们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巨幅毛像用油彩涂污了﹗难道刚才是毛泽东的幽灵在兴风作浪﹖我诧异万分。这位同学对我讲，下午二点，这三人用水彩颜料灌在空鸡蛋壳里，掷到毛主席画像上﹐当即被在场的学生和市民抓住。他们被审查了二个小时，开始什么也不说，后来才掏出证件，说是湖南毛泽东家乡来的教师和记者。“他们的证件像是假的﹐肯定是北京公安局派出的便衣，想嫁祸于学生运动﹗”因此﹐在召集记者宣布“这不是学生干的”之后﹐三人已被移交公安局。
我以为这样做欠考虑，因此责备了几句﹕怎么可以移交公安局呢﹖如果三人并不是便衣呢，那不等于断送了他们的前程。以我的设想，开个记者会，陈明事件经过，当场将他们放了即可。几天前我在广播站就真的抓到过前来造谣说“首钢十万工人罢工”的便衣﹐结果还是把他们放了。当时中共已在批判美国之音﹐说它引述广场广播站的报道是在造谣﹐我担心是中共设的圈套﹐结果还真是﹔把他们放了﹐因为其实无法甄别身份。因此﹐这次我虽责备几句﹐但事已至此﹐已无法挽回......
